“有一次我跟妻子吵架了,她说:没关系,我们有文化差异。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么理解我。她说:对,我们有文化差异,因为我有文化,你没有。 ”美国福坦莫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山杰夫说了这个他觉得“特别冷”的笑话,让参加7月6日,由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班仪式的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韩国、日本、土耳其、白俄罗斯、南非等26个国家的青年汉学家和嘉宾都笑了。
7月3日至7月22日开展的2016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项目中,因为研修内容的丰富而让汉学家们档期满满——这些涉及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语言、政治、当代社会、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汉学家在北京接受为期3天的集中授课,由胡鞍钢、王缉思、刘心武、葛剑雄等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之后赴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合作单位与对口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题研讨和交流;主办方还组织中国文化遗产考察和体验活动,使青年汉学家们亲身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在当下的传承发展。
从兵马俑到“冰马桶”
“如今,汉学已经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囊括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宗教、外交等诸多领域的‘新时代中国学’ ,并日益呈现出‘融通中外、横跨学科、纵连古今’的整合性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汉学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并日益显现年轻化和全球化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说。正是基于此,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共同于2014年开始举办针对海外青年汉学家的学术交流项目“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 ,项目旨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帮助各国青年汉学家深入客观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在世界范围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让很多青年汉学家印象深刻的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充满文化感的汉字——山杰夫也不例外,“我曾经看到一个海报上说有兵马俑的展览,很想和朋友一起去看;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第三个字的正确发音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俑’类似‘桶’ ,就想发音应该是一样的吧;所以我就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冰马桶’ ?——他们都笑掉大牙。 ”生性乐观的山杰夫来到中国,发现自己努力讲笑话的时候,常常失败;而要正经讲话的时候,大家反而觉得很搞笑。
“很多中国人见到我就问:你来了多久了?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干什么?有一次我去一个面包店,老板就问了:‘你来了多久了? ’‘你没看到吗,我刚刚进来的。 ’‘你从哪里来的? ’‘对面的酒店走过来的。 ’‘你来这里干什么? ’‘买面包呀。 ’面包店老板哈哈大笑,我就感觉中文真有趣、真好玩。 ”当然,山杰夫也不只是个“相声咖” ,他要通过翻译做中美之间诉讼方面的工作,因为中英文的文法有很大区别,把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回旋的余地也很大,这让他觉得“中文既美丽又有用” 。
山杰夫通过语言进行法律工作,而来自斯里兰卡的木蒂达则通过语言来思考中国哲学与生活。“我的中国故事从1995年开始,那时我在斯里兰卡大学读本科,专业是哲学;大学让我们进行第二外语的学习时,我选择了中文。 ” 1999年,她来到四川大学读硕士。“我研究的是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的义理观。 ”木蒂达说,她喜欢成都的茶馆、麻将和烧烤; 2003年以后,她回到斯里兰卡当老师,还将《庄子》翻译成僧伽罗语。
在故乡遇到中国故事
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讲师马克还在故乡时,就“见到”了中国—— “我的家乡托伦蒂诺处于意大利腹地,和利玛窦的家乡相隔不远。年轻的时候,我看了电视剧《马可·波罗》 ,之后就想到中国来访问,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 1994年,马克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并通过走访北京、西安、洛阳、苏州等地,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影响了我人生的选择。 ”马克说。
在30多位汉学家中,来自巴西、现于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中国巴西关系领域攻读博士的露西亚可能是“跑来跑去”最多的一位了——1982年出生于坎皮纳斯的她,在2007年时来到北京。“2007年12月31日,我来到北京,并决定留在中国。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是志愿者,在葡萄牙语代表团工作; 2010年我去中国传媒大学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 2012年毕业后,她回到巴西,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去年我申请了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博士,研究‘中巴合作关系,巴西在华投资分析’ 。上个月我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奖学金,来中国读一年博士,所以我就又回到了这里。——这就是我在中国的生活,我爱北京,这是我的中国故事。 ”
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曾言“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 。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都在自我积累中、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中交融交汇、包容共生。这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共生,成为当今艺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图景。文化部副部长丁伟回应了山杰夫的“问题” :“如果山杰夫先生问我:你从哪里来?我会告诉他,我从俄罗斯来——昨天我参观了俄罗斯冷战期间的一个战略指挥部,展示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核工业的发展。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正是由于不同国家对世界形势判断的不同造成的——相互理解的不同会导致战略判断的不同,更会产生很多很可怕的问题。 ”丁伟认为,文化、教育、思维、文学之间的判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也是不同的,因而人们往往容易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来推断对方是怎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搭建文化的平台,让不同国家的人相互交流。在我们都“有文化”的背景下,青年汉学家们聚在一起,就能够更好、更客观地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