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三年五月文武选单
马克思曾经说过，“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而报刊的思想，无疑是“内在规律”之本。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方见国人近代报刊出现，至今已有200年。近代以来中国百年新闻业，孕育、催生并淬炼出了精彩纷呈的新闻思想。但是，直到1987年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初版问世，才有了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发展史的著作。作为开启中国新闻思想史系统化研究先河的开山之作，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最早成书于1987年，后经多次再版，不但展现中国近代新闻百年历程，更体现了一代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与思索。
如今，胡太春用近30年时间，对这部著作做了大量修订与增补工作， 2015年，适逢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出版200周年，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增订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增补本内容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二，增加部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了1815年至1895年近代中国新闻思想演变过程。这一阶段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孕育期，包括新教传教士来华与近代中国“新报”出现、鸦片战争至洋务新政“新报”各种形态和国人对其功能的思索，寻求西方世界新闻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等。如果说初版是偏重国人办报思想的单线条叙述，那么，增订本就变成中西文化交互双线条叙述，这样符合历史事实，作者也自认为比较完整。
另一方面，本书在寻求“西方世界新闻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新闻思想的影响和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特点对近代报人人格生成的作用。清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近代新闻史出现君主立宪派和共和革命派两大报刊派系。他们的历史功过、新闻理论贡献早有定论。本书更加注重近代新闻史中有个性思想特色的专业报人探讨，如英敛之、汪康年，甚至章太炎、史量才等。本书亦通过古代民主思想对近代新闻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古代邸报（朝报）和民间报房历史的梳理，力图寻找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史前期的中国办报思想的社会土壤。
本书特点是大量引用第一手资料，数百余篇原始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珍贵的新史料的发现。例如，其中对1895年北京强学会筹办者仿办的《万国公报》国图藏本等史料的发现、梳理与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胡太春介绍， 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廷在日本武力讹诈下签订《马关条约》 。朝野上下爱国士大夫愤起组织筹办强学会，在北京利用民间报房，出版了一份仿《万国公报》的维新派报纸，宣传知耻图变。这是国人在京自办的最早的爱国新闻期刊双日刊。以前曾有一部分该刊藏于上海基督教协会，被误认为全套孤品。新发现的这批新闻期刊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比上海藏品刊期多，其中刊登在18号的《报馆考略》是国人发表在京师维新派民办报纸上的第一篇新闻学专论。
汪康年新式《京报》1907年6月29日后幅第二版
这一国图藏品的发现过程是： 2013年刚看到其分类标为上海万国公报馆出版，但显然是失察之误。藏品每册封面印有《万国公报》红色报名，每号9页左右，每面10行，每行24字，京报馆木刻活字排印无疑，显然与同时上海出版的教会“美华书馆校印”的铅印本月刊64页3万字一册的《万国公报》不同。国图藏本尽管只有17本，但是比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存有的藏品多出至少2本——50号、 54号，此外还有56号残片夹杂在3号文中。仿《万国公报》中发表于18号的《报馆考略》一文，经查找也不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 ，而是国人自写的，经对比，又与稍后发表在上海《强学报》之上的《开设报馆议》内容相近，有明显的承继痕迹。
该藏品其中两本封面题识记载是，第50号《西洋炮车尺量诸法考》前红色报头《万国公报》封面有批注：“此为四十年前新闻纸之滥觞，凡论时务者无不购阅之。当时铅印机尚未发达，仅沪上有之。此为木刻活字排印京报房之专业，其古拙之趣，颇近北宋刊本。惜墨太恶劣耳。后文化叟及版籍者不可不知也。此册得于天壤阁中，尤为可珍也。戊寅浴佛日雨窓，高逸记。 ”第54号《论水师四录时事新论》前红色报头《万国公报》封面有批注：“此戊戌秋张钧立（文襄之子）所创办，日出一册，不及两月因政变而停刊，系由聚兴报房木刻活字排印。为四十年前新闻纸之滥觞，与文化政治均不无关系。戊寅春得于天壤阁故纸堆中，录其有关文献特保存之。高逸记。 ”
根据以上批注考证，藏品最初为高逸1938年春在烟台王懿荣建筑的“天壤阁”故纸堆中所购，后辗转藏于国图。
王懿荣是晚清一位传奇人物，原籍山东烟台，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以翰林擢侍读，官至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时与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在原籍烟台建有“天壤阁”等藏书处，多藏有宋元刊本，与宁波“天一阁”相媲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懿荣回原籍组织团练准备抗倭。 《马关条约》签订后，王懿荣遣散团练返京。1900年，八国联军犯京，王懿荣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北京。7月20日京城东便门破，王懿荣与继室、儿媳投井殉国。这批藏品原本是王懿荣从京城带回老家“天壤阁”收藏的。
《万国公报》
在该著作中，记载了胡太春新发现的咸丰三年出版于北京的一批《京报》 20余件。这是民间收藏家的个人藏品。其中2件是： 1851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挥师北伐，渡过黄河，围攻洛阳，清廷震动。 《京报》之一报道了当时咸丰帝张皇失措，一边调兵遣将围剿北伐军，惩办逃回北京负有失陷南京责任的江南大员； 《京报》之二是报道咸丰帝推行新的财经政策，寻找新银矿、新铜矿，铸大当钱扩充军费，加紧卖官增捐，补充即将枯竭的财经来源，企图尽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新发现的这批《京报》中还包括一个捐官案例：即咸丰八年山西代州崞县刘嗣汉捐得从九品官后收到的各种“京报”共11件。
同时，国人最早的国外新闻学译作——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中译善本国图藏品，以及民间报房刊刻的《清咸丰三年五月文武选单》 ，可以说是与明朝万历《急选报》在清朝的同类出版物等新发现亦殊为难得。不仅这些史料将为中国新闻史书写重要一笔，胡太春在庞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思想路径，成为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次重要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