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当下，很难想象一部电影史的出版发行能够成为轰动事件。就在上世纪60年代，任何重量级的中国艺术史方面的著作还未有问世之前，一部将近100万字，拥有800余幅电影资料图片，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二卷）卓然出世。电影这门最年轻的艺术却首先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它与时代潮流的紧密贴合及其卓绝的影响力，成为当时文艺界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几位编著者为之倾尽心血，著史背后已逐渐沉寂的故事更作为中国电影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
10年前，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做相关的新闻报道时，为挖掘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背后的故事，记者几经周折曾联系到这套书三位编著者中尚在世的两位中国电影史大家——程季华和李少白（编著者之一的邢祖文时已过世） 。不曾想，接到记者比较突兀的采访要求，他们却给予我这样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小记者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程季华先生邀请我到中国影协三楼的老干部办公室当面聊，李少白先生更是两次将我邀约到北京红庙北里的家中面聊。他们面对我的追问，开诚布公、坦诚相对，有反思有诘问，这让我现在想来都十分感动。在采访过这两位电影史大家后，我又采访到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黄爱玲，台湾新电影推手、著名电影人焦雄屏以及贾磊磊、李道新、钟大丰等海峡两岸以及香港电影史学界的权威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展开争鸣探讨，写就了万余字两个版篇幅的重头报道—— 《悟历史于一刹，寻大道于一生》刊登在《新京报》上。
10年倏尔，李少白先生和程季华先生已先后于今年3月和12月因病离世，听到两位老人去世的消息心里一沉，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当时采访的情景来。由于和二位先生年龄相差甚远，也谈不上深交，其实对于他们所经历的过往并不能真正理解，但是作为采访者和记录者，从他们的讲述中渐渐触摸到了那样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是那样鲜活和年轻。
《中国电影发展史》曾于1980年再版，在再版序言中，陈荒煤说：当时（指1966年）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程季华当时接受采访时曾补充道， 《中国电影发展史》被说成是“伪造历史” ，甚至因为有的人手里有这套书就被打成是“现行反革命” ，最令他心疼的是十几年来搜集的电影史料被全部掠走，大部分被“四人帮”销毁，能够找回的是很少的一部分。程季华谈到，他们是从1950年开始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当时最早是由创办了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的陈波儿提出，并提出应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程季华做陈波儿的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而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文化局，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他们那里，有四间大屋子里的书架全部排满资料，甚至还有副本。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程季华的口头汇报，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此后经历4年时间，初稿完成，决定出版，现在看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扉页上依然保留了“初稿”两字，因为觉得还不够成熟，多次重印依然保留这两个字，作为一种纪念。最初是作为内部发行，最终改为公开发行，这在当时的电影界影响巨大。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出版后首次座谈会本选择了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召开，结果接到有关领导指示，不同意在上海召开，原因是座谈上世纪30年代经验，是在对抗“写十三年（1949——1962）社会主义文艺” 。由此不难想象， 《中国电影发展史》后来遇到的“劫难” ，程季华作为主编，更是因此“披挂”罪名， 1967年6月13日，程季华因“编写了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变天账”的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当时被强制戴了8个月的手铐，披着棉衣过了一个冬天。直到1975年4月23日，被解除将近8年的‘监护’ 。 ” 1983年程季华也被重新聘为研究员，负责中国影协的电影史研究部的学术工作。至今记得程季华在影协老干部办公室破旧的皮沙发上讲述这段历史时，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却有着千帆过尽的淡然，面对8年的牢狱之灾他并没有过多的阐释，当时的我曾在心里不停地想象——这一句话带过的8年牢狱时光，他是如何熬过来的？这也是我对这位电影史大家最深刻的印象。
两次采访李少白先生是在他家的书桌前完成。第一次采访过后因为觉得有补充和遗漏，先生还特意又约我见了一次面。为了这个采访，李少白先生特意在纸上写下了不少他准备的话，他说接到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采访预约晚上睡不着就写下来，怕有遗忘，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让我颇为感慨。除了有关这本书的话题，先生还热情地为我引荐了多位电影史研究学者，他更多地提到了不少或许被大家遗忘和相对陌生的人物—— 《中国电影发展史》编著者之一邢祖文，当时是《大众电影》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被称为“史料大家” ；还有一位最初的参与者王越，他与邢祖文负责写“发展史”的新中国成立前部分；笔名“丽尼”的散文家和翻译家郭安仁，他是巴金的好朋友，正是因为他默默地为这部书做了许多文字上的工作，所以基本找不出什么语病来……作为电影史学大家，李少白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正在于他对参与编著的这本书有着非常冷静的思辨力和判断力。当时我也专门用了一个章节对此进行阐述，因为能够对自己的著述做出反思的编著者其实并不多。李少白说，“今天来看这本书，能够站得住脚的是史料的丰富，所用的史料是根据当时的许多材料综合出来的，它弥补了第一手史料的不足，而且做得相对来说比较扎实。当然也有个别史料方面的错误，但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的体制背景等各种因素。 ”“但这套书比较显著的问题也是和它当时的优点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观点、政治属性观点成为衡量电影史的主要标准。所以从篇幅到评价上，比较明显地重‘左翼’而轻一般电影；重思想而轻艺术；重内容而轻形式。另外，由于当时认为不能把电影作为商品，所以只注重电影的政治作用而不谈它的商业价值，这样的电影历史就不够全面。 ”这样的反思掷地有声、铮铮回响，彰显着一位电影史学家治史治学的良心。
因为程季华先生的过世，在寒冷的岁末冬夜，又重新翻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并找出当时的采访文字，掩卷而思——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曾经的过往也终将随风而去，如今想起的却是程季华先生坐着的旧旧的皮沙发，是李少白先生伏案的书桌和那盏温暖的台灯……凭窗临风、和光同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