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刘绪义 著  九州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近年来，不管是在曾国藩研究领域还是图书出版领域，曾国藩都是以一个成功帝或励志帝的形象出现的，鸡汤文或漫画式的写法也显示出如今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追名逐利。刘绪义教授最新出版的《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九州出版社出版）力图扭转这一趋势。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最大的特色是成功地写出了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所开辟的另一个战场。这个战场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力战流俗” 。书中揭示了晚清大变局中曾国藩所面对的三大流弊：

　　首先，晚清末季的曾国藩面对的是一种普遍向钱看的风气。做京官的普遍靠收受外官馈赠和其他灰色收入过日子；或者渴望到地方任职，办公差。官员整体腐化，一如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前“腐”后继。更严重的是军队，“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或经商，或种地，或做手艺，更有甚者到处敲诈勒索，为恶一方。军队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弓箭朽坏，火器钝敝，至于军演如同儿戏。林则徐说：“虽请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而林则徐本人亦不能免俗，据陕西粮道张集馨记载，担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六年的大灾荒中，每季仍收取规费白银1300两，三节两寿超万两。

　　其次，曾国藩面对的是一个士大夫当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的传统。道德形象是每一个士大夫所处心积虑极力维持的首选目标。清末天朝大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文官主战，武将主和。士大夫则要么万马齐喑，要么清谈邀誉。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凡主战的官员不管其品德、战绩如何，都能获得一个爱国忠君的美名；凡是主和的官员，却往往会被冠以投降、卖国的高帽。在这一种高度清晰的道德判断下，大凡士大夫为了彰显自己的所谓道德操守，一味主张严夷夏之防。“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 ，借清议打击政敌，而真正想建事功者往往受制于这种虚伪的道德操守舆论而畏缩不前。这股力量在清末同治、光绪之际得以爆发，冲破了清廷的言事禁忌，形成所谓“清流党” 。于是，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骄傲自满，言行不一，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骄矜之气昭然。不干事者养尊处优，而干事者反而处处受掣。

　　第三，曾国藩还面临着一种人心日伪的时代风气。他感叹：“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为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为害。 ”士大夫官员“大率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

　　是随波逐流还是自脱流俗？曾国藩非常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开辟了“力战流俗”这一新战场，并致力于在这一战场中取得胜利。

　　他与自己斗。他坚定“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之志，修德改过，储才养望，脱胎换骨。他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以此为号召组建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他打破了做官与发财之间的等号，坚持“做官以不要钱为本” 。他不结亲高官，不许家人染上官气，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他与官场风气斗。他身边的一个核心幕僚赵烈文这样总结道：“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 ”曾国藩半生精力大部分就花在与当时的风气斗，他决心“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他每打一仗，都要在当地建昭忠祠，设忠义局，“慰忠魂而维风化，劝臣节而正人心，维风教而励人心” 。他推功让名，广育人才，希望以“天下之至诚，破天下之至伪”。他带头捐资办学，广设书院，引领风气。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湘军将帅如胡林翼等人都是以移风易俗为己任。

　　他还要和清议斗。在天津教案中，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定诚信和夷政策，剖明是非，处置洋务，虽然落得个“外咎清议”的结局，也不后悔。他并没有顾虑自己的道德形象而轻启战端。

　　在晚清这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曾国藩以“一二人”之努力，立定根基，力战流俗，不怕难，不偷巧，最终收到了中兴之效。1860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非常高兴地写道：“吾湖南近日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从他开始，湖南人才像井喷似的冒出来，“中兴将帅，什九湖湘” ，整个湖南风气为之一新。他在力战流俗、陶铸世风这个战场中所取得的成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刘绪义教授不仅写出了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的关系，而且揭示了社会精英在大变局时代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相比起众多曾国藩研究的书，这本《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视觉更宽广，人物立体感更强，所揭示的历史更有时局感，也有很强的现实性，留给读者以更深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