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身边消失的年轻人,你们还好吗?
——导演何平与他的电影《回到被爱的每一天》
栏目:创作谈
作者:本报记者 李博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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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何平(左二)在电影《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拍摄现场 </font></p>
<p> 对于“第五代”导演何平而言,近日公映的影片《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是部“六年磨一剑”的作品。在距离上部大银幕作品《麦田》 6年之后,久违的何平终于奉上了自己导演生涯的第8部电影。在何平之前的7部导演作品中,历史题材与大制作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成名作《双旗镇刀客》还是获奖无数的《炮打双灯》 ,无论票房大卖的《天地英雄》还是明星云集的《麦田》 ,似乎都在证明何平是一位习惯于将眼光“向回望”的导演。但这次的《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却变了,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p>
<p> 在《回到被爱的每一天》里,何平将镜头对准了当下的年轻人。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北京的瑜伽教练艾伶同时遭遇事业、爱情、亲情等多方面的困境,她通过在大都市和故乡小城、在爱情和亲情之间的几经辗转,最终踏上了一场寻爱之旅。何平大胆进行结构实验,采用“两座城市,三个时空”的表现手法,顺逆交叉地叙述了一段真实而残酷的青春故事。</p>
<p> 何平坦言, 《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是自己现阶段最想拍摄的电影。事实上,这位年近花甲的导演对当今一线城市很多年轻人居无定所、“无根”的精神状态关注已久。何平用了6年时间,亲自奔赴20多个中小型城市,采访了100多位曾经“漂在大都市”的青年,借此观察和思考当下“80后” “90后”的生存现状。 “我不仅想通过镜头呈现某种情感困惑和人生迷茫,更希望让那些怀有‘漂泊感’的年轻人在影片里找到共鸣、找回自己。 ”何平如是说。</p>
<p> 记者:在中国电影市场并不景气的十几年前,您是最早通过商业电影“救市”的导演之一。在很多观众看来,您跟都市、文艺、青春、爱情等元素似乎并不“搭界” 。是什么让您从古装商业片转向了文艺爱情片?</p>
<p> 何平: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曾监制过很多都市电影,比如《甲方乙方》 《不见不散》 《大腕》 《手机》《寻枪》等,所以我对都市电影并不陌生。至于为什么要拍一部文艺爱情片,是因为如今中国的电影市场太繁盛了,也不差我一个商业片导演,所以我是时候该回归创作本身了。我希望拍出一部能够让人的心灵静下来、慢下来,走出影院后有所感悟的影片,至于影片是否商业,并不是我最看重的。</p>
<p> 记者:在《回到被爱的每一天》中,您身兼制片人、导演、编剧多职,您为何会为这部影片投入如此多的精力?</p>
<p> 何平:我的创作冲动源于一种感触,一种深深的感触。我身边有许多艾伶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突然之间就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一问,原来是回家乡去了。每年都有许多年轻人去“北上广深”打拼,也有许多年轻人从“北上广深”回归家乡。北京大学的一个调研小组公布过一个调查结论: “北上广深”的打拼周期是5年,也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打拼超过5年没有成就,很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就会选择返回家乡。</p>
<p> 年轻人远离亲情体系,来到拥挤的城市空间重新生根发芽,支撑他们的力量是什么?他们回到家乡后,面对的困境和尴尬又是什么?年轻人是城市的活力,我很想知道,这些为大城市奉献了青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后能否得到幸福。“漂一族”并非中国年轻人独有的生活状态,在每个国家都一样。这在西方是很有戏剧性的元素,而在东方的人伦关系中又是很难言的一种状态。我想,我该用镜头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境内迁徙” 。</p>
<p> 记者:制片人的身份是为您带来了既要进行艺术创作又要进行影片统筹的压力,还是省去了您与制片人进行沟通协调的麻烦?</p>
<p> 何平:我觉得后者多一些。 《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是一部小成本电影,管理相对简单,剧组只有一百多人,用了56天就拍摄完成了。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跟拍《天地英雄》 《麦田》等大片时遇到的困难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与此同时,正因为这部小成本电影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具备独立制片的基本元素,所以我才决定亲自担任制片人。中国不缺少懂投融资的制片人,但缺乏精通艺术的制片人,所以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挑战一下自己。</p>
<p> 记者: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为影片设置了“两座城市,三个时空”的叙事结构?您是否担心这种结构会影响一部爱情片的清晰表达?</p>
<p> 何平:这个叙事结构的确挺特别的,但我觉得并不会影响观众欣赏。如今的观众都很聪明,不会被一点跳跃的叙事搞糊涂。我设置这样的结构是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显然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波澜曲折,跟这部电影的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影片里,我不希望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去解读人物的命运,所以尽可能不用煽情的手段助推观众的情绪。观众看字幕时可能会发现,这部电影没有作曲。影片中出现的所有音乐都是环境音,比如艾伶跳舞时播放的音乐,而没有其他的主观音乐,这就是影片极简叙事手法的表现。可以说, 《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是一部“复杂结构+简单叙事”的影片。</p>
<p> 记者:影片里艾伶和她的父亲都失去了最爱的人,却最终达成和解。您为何会为影片赋予这样一个伤感而又温暖的结局?</p>
<p> 何平:我觉得死亡是失恋的极致形态,是一种极端和残酷的失恋。一个年轻人在大都市里打拼十年,当他(她)决定离开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她)无法在大都市里生存,而是因为他(她)失去了爱。事实上,我说自己爱一座城市,很可能是因为我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某个人。人生总是要经历这样那样的磨难,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我很希望艾伶能够重新找到爱人,但她是否真的能找到?我没有答案,只能祝福她在未来生活得更好。</p>
<p> 影片里有个叫刘伟的“老海漂” ,他在艾伶之前回乡,并在家乡开了一家飘满爵士乐的书吧。他为什么开书吧不开别的呢?因为他希望把自己在上海培养的生活方式带回家乡。但结果显而易见,他喜爱的生活方式在家乡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所以当艾伶回家时,他又要离开了,准备漂泊到更远的国外。刘伟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又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最后再从小城市到国外。这是重开艺校的艾伶未来的人生轨迹吗?我同样没有在影片中给出结论。因为漂泊一族的命运没有定论,必定是无限开放的。</p>
<p> 其实任何电影一旦拍完,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好像一个孩子,我们这些主创让它诞生下来之后,它就会拥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影片里人物的命运会在不同观众心中留下各自的投影,就这个角度而言,这也是我作为导演的悲哀——我无法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未来。</p>
<p> 记者:通过长达6年、遍布20多个城市的实地采访,您获得了怎样的全新感悟?</p>
<p> 何平:在采访中我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并没有因为离开“北上广深”而改变命运,他们所改变的可能只是某些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举个例子:在北京时年轻人跟朋友聊天或者逛街时,都会选择去星巴克坐一会儿;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小城时,却发现人们只喝茶而不喝咖啡。的确,他们回到家乡后可能会思念星巴克咖啡的味道,但他们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跟改变命运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妖魔化中小型城市,弄得从大都市回到家乡就像败军之将似的,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亮色,大都市与小城市并没有高下之分。</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