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那天，出奇闷热，到协和医院看病取药，遇见《中国作家》的老主编张凤珠大姐，她叫我乘她的车回家。路上我向她打听丁宁大姐的病情。她说，我正要告诉您呢，丁宁走了。我听了很诧异，一时无语。上次到病房里看望她时，她那对人的关怀、清晰的记忆力、浓重的胶东话和朗朗的笑声犹然在耳，曾几何时，如今竟天各一方了！
隔了两天，就收到了她的女儿江宛柳和女婿张西南同志寄来的讣告。读着她用我很熟悉的、纤细的笔画写下的遗嘱，我不禁潸然泪下。她写道：“我们自少年起，即投身革命工作，六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理想坚持不渝，一生经过苦辣酸甜，虽未作出突出业绩，却也无怨无悔。如今，我们已步入耄耋之年，必然顺从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早已说好，不论谁先谁后离去，都不要麻烦组织，惊动他人，让我们平平静静地离去。 ”
回想我同丁宁相识，确切的日期是1977年12月31日，在我所供职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主持召开的以“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为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那时，“文革”中被砸烂了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等各文艺家协会还没有恢复工作，较早复刊的《人民文学》隶属于国家出版局。要恢复这些协会，恢复正常的文艺生活和文艺创作，首要的就是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制造的“文艺黑线论” 。《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袁鹰等朋友们登高一呼，最早主持开了座谈会。紧接着， 《人民文学》召开了规模更大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不仅有知名的作家，各路艺术家也闻风而至，会场上一下子到了一百四五十个人。这个会，后来被史家称为“文革”后文艺界的第一次大会师。丁宁同志参加了座谈会，一起参与砸碎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文艺黑线专政论。至今我还保存着有她用毛笔签名的那张签名纸，如今已经成了文学史领域的文物。那时她的身份是国家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随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恢复活动，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成建制地转到文联，成立了中国文联理论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有冯牧、丁宁、江晓天。我也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转到了正在筹备复刊的《文艺报》编辑部。由于冯牧是文化部党组成员，两个单位沾了他的光，都住进了“文革”中于会泳的办公室：研究室在礼士胡同129号，即南院； 《文艺报》在对过，即北院。我们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多了。丁宁和江晓天手下的那一班人马，也都是熟人，成了我们刊物的常备作者。在丁宁的主持下，为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理论政策研究室名义编纂了《六十年文艺大事记》 （1919 - 1979） ，这是一份对于起草和中央审定四次全国文代会报告起过重要作用的基础性文学史文献。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文革”爆发前，丁宁一直在中国作协工作，无论是办公室主任，还是刊物编辑，总之她有三个身份：行政组织工作和文学编辑与作家。多年来，她结识了许多著名作家，亲历和目睹了50年代批判“丁陈反党集团” 、 60年代“文革”中残酷迫害作家等一系列重大文艺事件。她堪称是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文学事业的见证者。那时，尽管她的主要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也有作品被评论界注意，其《初夏夜话》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 - 1966）散文卷，但总的说来创作成果还并不算很多。
“文革”结束了，丁宁的创作欲望大迸发，陆续写作了一系列怀人的散文。杨朔、邵荃麟、赵树理、孙维世、柳青、李季……透过这些亡故的作家朋友的故事，写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1980年，我和高洪波、雷达学、李炳银编选《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时，把丁宁纳入我们认定的当代37位著名女作家之列，她应约向我们提供了《雀儿飞来》和《幽燕诗魂》两篇散文。前者写的是已故画家朱丹和妻子小说家李纳的故事，后者写的是散文家杨朔。她自荐的这两篇散文，可以认为是那个时代她的代表作。1997年，她陆续出版了《冰花集》 《心中的画》 《半岛集》（与丈夫江波合集） 、 《银河集》及《丁宁散文选》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从胸臆中流出——谈丁宁的散文》的文章评论她的散文：“我以为， （她）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标志着她的创作思想有了一个转折。……没有她流落在黄河之滨白茫茫的碱滩上那些年月的切肤之痛的遭遇和感受，没有她亲眼目睹中国文艺界那些朝夕相处的精英之辈在当年的悲凉命运，也许她很难发掘出后来被她真正发掘到的人生真谛，也绝不会有她后来的那些感人肺腑、能在读者心中长存的文字。 ”而《幽燕诗魂》是一篇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说的“知人论世”而又独具文采的散文作品。她笔下的杨朔，是一个真实的、热爱生活的英雄和充满诗情、令人崇敬的作家。我私下里常常冒出一个念头，后来发表的不少有关杨朔的评论，对他多持非议态度，实在是没有深入到作家创作实践和内心世界的妄评。后来，丁宁又写了很多追怀老作家、老诗人的散文，如巴金、冰心、丁玲、刘白羽、臧克家、孙犁、董均伦等，分别收进了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坛几多风流人物》和201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沧桑》两本散文集中。
多年来，丁宁大姐把我视为可信赖的小弟弟。她把“文革”中她和丈夫江波被发配到滨州农村去的遭遇和经历讲给我听，并把当地热心民间文学事业的文学作者段剑秋同志介绍给我，要我和他联系并给他们以可能的帮助。她还常常打电话来问寒问暖，就一些问题交流心得和看法，有了好茶叶、好食物，就请她身边的小罗给我送来，让我分享。前面说到的两本散文集，丁宁大姐信得过我，在集稿的过程中，把她自己编好的全部稿子，请小罗给我送来，要我帮她过目审订，提出意见。我遵照她的委托，把所有的文稿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除了那些怀人的作品给我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撼人心肺的力量外，一组出访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三国的记事记人的散文，也显示了一个散文作家的知识和功力。特别是其观察和把握人和事的细腻，能给我们这样的专业读者以可贵的启示。有些可以修改的文字，包括标点，我用铅笔勾勾画画作了记号、写了意见。我所提出的意见，不论大小，她都很重视，一一作了修改。
丁宁散文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不作私情和自我的宣泄，只注重灌注以“心的真诚” 。她说：“我爱人生，爱大自然，我将永远保持心灵的清纯和至诚，与人生、与大自然相通相融。这便是生命之境、创作之源，伴随着暮年缓慢的心律，一小滴、一小滴，渗入笔端，然后幻出真善美，为我们祖国的大地图画添几笔色彩。 ”丁宁是我的乡党，她出生和生活在大海边上的胶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贫困家庭里。她的父亲一生在韩国做苦工养家。1938年，她在少小年纪便参加了革命，在革命文艺队伍里辛勤工作，创作了大量的美文。丁宁大姐，告别人世，悄悄地远去了。一个一生追求真善美的歌者悄无声息地走了。您的歌声将永存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