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住的房子离单位不远，并不为每天赶公交而搞得头昏脑涨，也因此可以巧妙地混杂在本地上班族中，自欺欺人般地气定神闲。所以，每天上下班路上我都能接触到很多人，从他们的神情和脚步就能比较精准地分辨出是本地上班族还是外来打工者。

　　一天傍晚下班，我比平时走得稍晚，伴随着夕阳西下，城市的燥热已经渐渐退却。伴着下班后行色匆匆的路人，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路过修鞋铺，柳大爷依然一丝不苟地在机器前忙碌，咔嗒咔嗒的声音是他专属的时间记录器，门外的嘈杂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专注，满满两个鞋架，皮鞋在钨丝灯的映照下泛着幽幽的光，像士兵等待检阅一样整齐列队。柳大爷不是当地人，但已生活在这里超过三十年，他靠祖传的手艺供养了三个大学生，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但柳大爷依然放不下手里的活，他笑说：闲着也是闲着，没准带个徒弟，得把手艺传下去。

　　超市对面的煎饼铺往日这个点一定会围上两三层人，这几天却一直关门。说是煎饼铺，不过是个铁架、玻璃围成的可以移动的摊点。摊煎饼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打扮得很得体，透着一股子利索劲儿，摊的煎饼馅多味足，很受欢迎。平时上班下班我也会光顾，一来二去就成了熟人。我并不知道她的姓氏，只管一口一个大姨地叫着，她也不问我的姓氏，每次都是隔老远就笑容绽放，走近了才小伙子长小伙子短地聊几句。有一次买煎饼，我发现大姨心事重重，手里的活倒还是一如往常的干净利索，只是眉头紧锁。我便多了句嘴，大姨也不避讳，说家里老爹病了，两个姐姐都在外地。我问怎么不让大爷去照顾。大姨捋了捋散在额前的几丝白发说，早走啦，没享着福。我又问孩子们呢？大姨说，各忙各的，回家过年都凑不齐。我不知该说什么，看着眼前的大姨，忽然内心充满了敬佩。后来大姨恢复了笑容，看来是老爹病情好转了。可这一连四五天了，大姨的煎饼摊一直空空如也。我没有往下想，继续往前走。

　　路尽头的拐角处有家糕点店，店面很小，倒是很惹眼，因为平时总放一些广场舞曲，还有用蹩脚的普通话配的叫卖声：现烤蛋挞，十元三个；泰国榴莲酥，买一斤送半斤。距离这家糕点店不远有一家理发店，店老板是糕点店的常客。我曾到理发店理过头发，却从没买过糕点，因为理发店老板跟我抱怨，他家的东西味道还行，就是价格太高。理发店老板是个女的，烫一头大波浪，并且染成了鹅黄色，身材稍微有些发福，手却异常白皙。操外地口音，声音粗哑浑厚。我的记忆忽然被触发，便询问大姐是不是日照五莲一带的。大姐瞬间停止手头的工作，满脸惊诧地从镜子里望着我，转而又缓缓投入到工作中，并说，我在这里开店十几年了，你是第一个准确听出我口音的。我心里有些得意，但面上还装着不好意思。大姐好像被我点中了某个按钮，瞬间打开了话匣子。一会儿说岛城的天气，一会儿说糕点店的价格坑人，但又补充说房租这两年也涨了很多，一会儿又说家乡的教育水平不济等等，东拉西扯，搞得我脑子里很多声音在响，思绪跟着她到处飞。最后我问大姐怎么干起了理发行当。大姐叹息着，本地人都不干这个，嫌这个脏、累。学个手艺讨口饭吃，当时年轻，也没想能干一辈子，谁知道，一辈子就这么短。理完发，大姐要了我二十五块钱，比我之前去的那家整整贵了十块，两条路之隔，价格竟有如此差距。大姐解释说，这里属于市中心，你住的那里偏一些。

　　我路过理发店，在灯光的照耀下，我发现大姐的头发换了颜色，大姐理发的样子很专注，像是在加工一件艺术品，但她的嘴却不闲着，我很佩服她一心二用的本领，换作是我肯定怕把顾客的头发理一个坑，她的技术是过硬的，自然没有这样的担心，她所担心的只是每年都会涨的房租、日渐老去的父母、慢慢长大的孩子。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了我，扬起手臂算是打了个招呼，我也冲她摆摆手。她转而投入到聊天中，我也低头走过。

　　修鞋的柳大爷、摊煎饼的大姨、理发的大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农村迁出定居在岛城。在这里，他们慢慢蜕掉了靠天吃饭、靠地生存的本能，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在虽然拥挤但更加繁华的岛城生活，无论何种状态，总有个盼头。他们渐渐地与城市融为一体，变成新一代的当地人。这个盼头是他们对生活的希冀，也是千万进城务工者希冀的掠影或者凝结。或许在他们看来，仅仅是依靠着生存的本能在驱动躯体，但于整个社会而言，他们与所有人一样，平等、平凡、自由，而且充满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