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电影《十二公民》中为什么要选择12个男人，而没有一位女性“陪审员”的角色？
王鲁娜：我们这部电影是买的美国《十二怒汉》的版权改编的，在1957年的原版中就是12位“怒汉” ， 12个男人。这与导演的创作思路也有很大关系，美国版《十二怒汉》之所以没有女性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那时规定女性不能进入陪审团，不能参与投票。2007年俄罗斯版的《十二怒汉》同样没有女性。而日本版《十二怒汉》的名字为《温柔的十二个日本人》 ，那顾名思义里面是有女性陪审员的，而日本版之所以有女性出现，同样和日本的社会形态有关，因为在日本，家庭主妇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这也是日本社会构成的特殊存在，在日本版中很大篇幅探讨了日本家庭主妇的生活状态。而我们的《十二公民》主旨并不在此，导演觉得中国目前的社会核心问题并不在这儿，就如导演希望通过这部影片“与十三亿人聊聊” ，其实是想消除偏见，以及有关常识、通识的探讨。再加上篇幅有限，影片开始需要12个人先“怒”起来，如果加入一两个温柔的女性角色，这个“怒”就不是那么容易，会消解一部分戏剧的紧张感，所以我们尽量简化，还是以原版的12个男性角色为主角。
记者：这部片主创团队非常年轻，而且是徐昂的大银幕处女作，您作为制片人工作重点在哪里？
王鲁娜：在创作这部电影时主创没有任何的束缚，制片人的工作主要是为这个看似非常敏感的题材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这部片的整个剧本立项大概是半年多的时间才申请下来，因为这个题材不仅要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准，还必然会涉及到国家的司法机关，如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样的机构，全剧本是经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批准后得以开拍的。
记者：有没有可以透露的一些故事，作为电影本身可能更希望的是多一些的戏剧性、故事性，而相关部门可能需要的是多一些的引导及宣传？
王鲁娜：其实从我个人来讲，这次剧本立项与相关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也是我个人消除偏见的一次过程。坦率地讲，对于这类题材，观众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有一些意识形态或者说审查制度会影响到剧本，但实际上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敏感部分，比如说地域歧视、贫富差距等等台词和情节，送审的时候是OK的，是完全一遍过的。温暖的结尾部分，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的身份是检察官，还有最终真凶落网的字幕，包括模拟法庭，确实是修改后的，也是这部戏能够在中国体现合理性的必要前提。但我们都一致认为，其实这样的设置不论从立意还是主题来说反而是一种提高和升华。尤其是8号陪审员的身份为检察官，我们送审剧本时十分战战兢兢，但是他们看后却是赞赏的，认为我们这个角色其实是帮了他们一个忙——比如解决了官与民的沟通问题。很多老百姓会先入为主地对司法存有怀疑、偏见和愤怒，还有就是舆论绑架司法，在这部影片中都有展现，这也给予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空间。
记者：这部片从2013年夏天开拍，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观众才最终看到？
王鲁娜：主要是剪辑的过程非常纠结，我们剪了整整11个月的时间。剧本立项是7个月，排练我们用了17天，真实拍摄是28天，剪辑却用了11个月，基本是一帧一帧地往下剪，因为是室内戏，确实很难剪，后来我们最花钱的外景部分几乎全部剪掉了，比如真实的庭审戏和检察院戏份，我们做得是非常考究的，可以很自信地讲这部分戏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和漏洞，还有案件本身发生的实景、来龙去脉的过程我们也剪掉了。关于有关合理性的质疑，我们是有真实依据的， 2013年在清华大学放映《中国合伙人》时，学校公告栏里就贴着法学院模拟陪审团的比赛。我们最初剪辑是两个半小时时长，剪了二十版，最终呈现出现在的108分钟的版本。最后定剪的版本，我们请的是法国真实电影节主席杜安梅女士剪的，非常干净、纯粹，可以说是提纯了这部影片的艺术质量。因为是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们在这部电影中投入了太多想法和小野心了，坦言说也是还不够成熟，或者说能力不足，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减法。尤其对于处女作来讲，做减法比做加法要困难得多。
记者：作为制片人有没有想象过更商业化、明星化的演员来参演？
王鲁娜：偶像型的演员我认为还真演不了，因为这是一个“手艺活” 。我觉得最终这12个演员是无法替代的。说个小八卦，这部戏我们最初找过陈道明，想延续《喜剧的忧伤》中他与何冰的对手戏那样的黄金组合，但是我们的拍摄时间正好撞上他在演张艺谋的《归来》 ，那么能与何冰对戏的首选就是韩童生老师，两个人分别是人艺和国话的台柱子，很有飙演技的感觉，会很有看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电影中很少有群戏的呈现，难度很大，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很高，在影片中看到演员之间配合得如此默契，行云流水般顺畅，我想是这些优秀演员们十几年、二十几年舞台合作关系积累下来，在搬上银幕的那一刻被放大化了。我们的排练有着空前的纪律性，都是早上9点到现场，晚上到9点钟结束，整整12个小时大家在一遍遍地磨这个戏，你说这么认真下功夫磨出来的戏能不好看吗？我想这部影片之后恐怕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