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游子吟》张维忠

　　品读张维忠的行楷书作品，平和中见豪情，飞动中见静穆，将六朝碑版的远古气息和当代书者的思想情怀巧妙结合，亦古亦今、割玉剥金、碑中见帖、气象浑穆而不乏灵动。其楷书，更多取法于《张猛龙》 《龙门二十品》等魏碑经典，审美取向上侧重于体现点画精准、劲健清雅，这与他作为军人特有的人格气质是互为表里的。

　　张维忠的行楷书作品是魏碑和行书成功结合的典范。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有楷书，钟繇的《宣示表》 、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比较成熟，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的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张维忠长期沉浸于魏碑，打下了深厚的楷书功底。同时对历代行草书法帖逐一临摹研究，书路日广。

　　其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笔灵活自然、方圆并施。一般而言，魏碑楷书，方笔居多，重在体现点画的雄健、厚重，表达一种特有的金石气。但张维忠恰恰打破了这种既定的模式，巧妙地将《圣教序》 《书谱》和米芾行书的一些用笔方法拿来为我所用。因此，他在用笔上就平添几分灵动，进一步丰富了魏碑楷书的笔法，而魏碑的书写性也得到了相应的强化。书写性的强化必然会使其行楷书作品显得更加富有笔墨情趣，更加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二是结体雍正典雅、姿态万千。张维忠不仅在用笔上将魏碑和行书笔意相结合，而且在结体上也大胆融合，将《圣教序》 《书谱》和米芾行书的结构与魏碑互相嫁接。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张维忠在很大程度上对魏碑的理解恰恰和这“十美”一脉相承，他不仅从魏碑本身的结体规律上去处理每一个字的结构，而且善于借鉴经典行草书法帖的单字造型，进一步丰富和美化每个字的结构，使其姿态万千而不失典雅。

临《杨凝式韭花帖》张维忠

　　当代写魏碑者，往往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刻意模仿魏碑的刀刻斧凿之痕迹，圭角特出、僵化呆板、了无生趣。一种是将魏碑过分行草化、肢解结构、夸张变形，失去了魏碑书法本应具有的风度和气质，与魏碑书法的本质精神相去甚远。而张维忠显然是在二者之间寻求突破，但与李松之魏体行书和而不同。

　　张维忠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写出不同感觉的魏碑作品。很多以帖为主的书法人往往都是从碑刻里面寻找结字的灵感，而张维忠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将魏碑本身的结字特点熟练发挥，且能将《圣教序》 《书谱》 、米芾行书等的结字特点融而化之，融入的比例不同，则作品的效果也不同。或凝重、或轻灵，皆质朴无华，浑融自然。魏碑的书写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书者的个人性情也得以充分展露。

　　张维忠的行草书也很见功见性，取法高古而不拘一格。从其行草书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涉猎范围非常广泛，魏晋一路的、明清调的，皆有不同程度的尝试。他能在一种总体文化精神的统摄和观照之下，以魏楷为基，兼取各家，创作出各种不同感觉的作品，而在整体上又比较和谐统一，难能可贵。

　　此外，张维忠还擅长隶书，所作雄秀典雅，古朴大气，亦颇耐人寻味。

　　书法家孙过庭云：“初学分布，务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大文豪苏东坡亦曰：“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是为艺之道；也是为学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张维忠不仅在艺术上如此，为人上亦如此。年轻人做事喜欢表现，因年龄特点使然。书法亦是，所谓“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是也。如果张维忠不为时风所动，一以贯之，假以时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在魏碑书法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其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得益于他在超逸中下的实际功夫，也在于他做人上的成功。

　　古今成大事业者，学问道德缺一不可。文质彬彬，谦谦君子，学养深厚，书艺出群，维忠先生可当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