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张世英， 1921年5月20日出生于武汉市东西湖柏泉老屋湾的一个教师家庭，受爷爷一生清高、不慕荣利的思想影响，父亲也只追求成为一名纯真的学者。

　　爷爷从小家境贫寒，因为聪明，族长资助他读书，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等师范教育系，毕业后在武汉市担任中小学教员、教务主任、校长等职务。他禀性清高，向往桃花源式的生活，所以一生把九口之家安在老家乡下，独自带着父亲在市内教书，每半年回乡一次。每天晚饭后，学生和老师都回家了，爷爷就会带父亲到大街上去散步。当看到警察殴打人力车夫时，当看到大玻璃窗内有钱人歌舞升平、穷人却在外面要饭时……父亲总是愤愤不平，惜弱怜贫。爷爷这时就会告诫父亲：要好好读书，不进官场，做学问中人。

　　1938年秋日寇占领武汉前夕，爷爷把上高中的父亲送上鄂西的“江华号”轮船后（ “江华号”后边的“江新号”被进入武汉的日本飞机炸沉），就回到柏泉乡下务农，同时教湾子里的孩子们读书。一家九口生活非常艰苦，以至于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孤儿院。即便如此，武汉市的伪维持会派人让他担任教育局长，他仍然坚决拒绝。当我的小叔叔饿得哭闹起来时，他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当汉奸，可以吃饱饭，一条在柏泉这个小岛上务农，不当汉奸，生活就会很艰苦。你走哪一条？ ”小叔叔一听就不哭了。一个知识分子，宁愿饿肚子，在乡间务农8年也不当汉奸的故事，就这样在柏泉乡下传开了。抗日战争的8年间，爷爷给孩子们上课，总是讲岳飞、屈原和文天祥的故事，教孩子们唱岳飞的《满江红》。每当我看到爷爷在当年那破旧的教室里上课的照片，看到照片上爷爷工工整整书写的“还我河山”几个大字，就仿佛听到照片上的孩子们正在唱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爷爷就这样在抗日战争中蛰居乡间8年，直到抗战结束，才重回武汉市区，继续他的教学生涯。父亲每次回忆那一段生活，都讲到爷爷爱国清高的品质影响了他的一生，以至于父亲在每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都选择了做学问，拒绝走入官场。

　　和父亲在一起，常常能感觉到他对学问的执著，不知不觉中他就会聊起学问，让我们三个孩子获益匪浅。

　　记得是2009年春节，我们全家去港澳旅游，在珠海的宾馆内聊天。父亲聊着聊着，就谈起2008年10月的河南南阳之行，聊起了内乡县衙的官文化和对联。没去南阳之前，他对内乡毫无所知。在参观了内乡县衙之后，他对内乡的文化有了兴趣。据说内乡县衙是全国保存最好的县衙，县衙“三省堂”的抱柱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该联体现了内乡县衙的官文化和民为贵的思想，很有意思。当看到县衙寅宾馆大门的半副下联“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只有下联没有上联？一般都是出上联征下联的，而这里却有下联，没有上联。一问才知道，上联还没有对出来哩，正在征联，要求查出古代名人一句现成的句子作为上联。由于“不亦乐乎”的最后一字“乎”是平声，只能作为下联，所以只好征上联了。回到北京后，他和我叔叔说起此事，两个人就一起凑出了一句上联“亲民使近者悦可谓仁矣” 。我和弟弟张晓崧都不太懂对联，就开始问各种问题。父亲解释到，对联要求平仄和词性相对，我们的这句上联和下联的平仄，对得不算很工整，但是词性却对得好，“亲民”对“有朋” ，“使近者悦”对“自远方来” ，“可谓仁矣”对“不亦乐乎” ，应该说还工整。特别是名词“近者”对“远方” ，虚词“可谓仁矣”对“不亦乐乎” ，对得好！而“亲民”二字，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宋司马光《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凡年高资深之人，虽未必尽贤，然累任亲民，历事颇多……”这里的“亲民”是名词，指地方官。“使近者悦”出自《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可谓仁矣”也出自《论语》。所以，上联都是有出处的名人名句。另外，这副对联中的上下联意思完整，上联是“近者悦” ，下联是“远方来” ，正是孔子“近者悦，远者来”的本意。现在的问题是，这句上联只是名人的集句，而河南内乡征联的要求是一位名人的一句现成的句子！父亲说，即使查到了这样一句现成句子，也不过是资料性工作，当然很艰苦，也值得赞誉，但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用集句的方式似乎更有意义。当我们从港澳回到北京后，对一路的风光印象并不深刻，而这副对联和做对联的方法却深深地留在了脑海中。

　　2009年8月，我和姐姐张晓嵋、姐夫赵誉泳陪父亲去戒台寺和潭柘寺郊游。父亲在戒台寺触景生情，跟我们大讲了一通禅宗的故事，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知识，而且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胸怀。父亲说：“人活在世上，就有各种竞争、各种诱惑。面对这些，应该有一种态度，禅宗提出了一种旷达的、顺其自然的态度。既要‘入世’ 、‘即世’ ，不要脱离现实生活，又要有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固然可喜；得不到，也要顺其自然，不必怨天尤人，该做什么继续努力去做就可以了。‘文革’中，冯友兰挨斗，‘坐飞机’ 。别人问他在想什么，冯友兰说背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一点境界和精神的呀！ ”父亲的感叹，似乎不仅是夸他的老师冯友兰，不仅是在说给我们听，也在抒发自己的心声。

　　父亲对于独立完成的著作、论文，从来不申请奖项。两三年前的一天，父亲去系里办事，当时的副系主任胡军教授就主动对父亲说：“张先生，你从不申请什么项目、奖金之类的东西，是一心做学问呀！ ”“一心为学” ，父亲当之无愧。据我所知，他主编的《黑格尔辞典》，倒是得过两次奖，但那是当时学校社会科学部要他申请的，因为那是集体编写，他需要照顾其他编写者的愿望，只能遵命。还有，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都得过优秀论文奖，但那都不经过个人申请，而是由《北京大学学报》自己评选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学的学者。和他在一起，不论做什么，他经常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学问。正因为这种执著，在“文革”结束后，已经60岁的他开始了一心一意纯粹为学的归途。对于当前学术界浮躁、堕落的现象，他心无旁骛，绝不羡慕那些为钱、为官、为名所累的学者，而是独立完成20多部专著，在自己的哲学天地中找到了为学的快乐，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一生，特别是在“文革”后的三十几年中，在学术上完成了五项工作：一是在系统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西方哲学史是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萌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新观点。二是系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绝大部分，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思想，突出了黑格尔对他身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影响和先驱意义。三是在深入研究东西方“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 “万有相通的哲学” 。在这个哲学体系中，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通的”这一论断出发，把哲学从“原始的天人合一” ，经过“主客二分” ，最终走向“高级的天人合一” ，描述为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只有当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得到解放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大发展。四是初步奠定了“美在自由”的美学思想基础。五是以90岁高龄首创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这是最能代表父亲晚年哲学思想和人生追求的一部著作，这是第一次从主体性和个体性解放的角度总结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

　　父亲终生为学，但他并不是脱离实际的学究，他有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宏愿。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但他总想把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发展而非简单传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路子。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延伸、改造中国传统的“自我”观，把“自我”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混沌一体中，特别是从封建等级制的社会群体的湮没中解放出来，让“自我”展现其自由本质，发挥其独立精神。一句话，中华思想文化的光辉未来，有待于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就是为此而呐喊的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性的专著。父亲的思想观点是通过独立思考得出的，他从来不做媚俗之事，是一个有创见、有独立精神的人。

　　父亲一生不愿为官、为钱，以陶渊明称赞黔娄的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为座右铭。虽然不免有艰难，有坎坷，有不理解，但一心为学，像孔子所要求的“为学为己” 、“为仁由己”那样，确实是他最大的快乐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