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文联工作了，这是2014年的事，是文联名符其实的新兵。中国文联伴着风霜雪雨，彩虹绚烂已经65年。从陌生到熟悉，我和她魂牵梦绕地交集了不下50年。

　　一个花季少年，在那特殊的年代，既没弄懂“文联”这个词的意思，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组织，就莫名其妙地追随她，开始了当粉丝、做备胎的生涯。可能是兴趣使然，从小就爱抓挠书本。上过技校的父亲留下的连环画、文学书籍不够看，就在庄里的大街小巷走家串户找书，和老师、同学借，攒够零钱就在这方面消费。木板的、石印的、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整部的、缺页的、单张的，划拉筐里就是菜。只要有唱戏的、说书的、演电影的、文艺演出来了，我就不怕跳墙扒栅栏。唐山铁道学院的墙划坏了我多少裤子，都记不清了。自己兴奋的时候少不了还得瑟着唱两口，样板戏段段会唱，到现在戏词还背得滚瓜烂熟。现在闲下来回味，我当初懵懂中释放的冲动、投入中挥洒的狂热，至少可以算参与文联活动的超前预演吧。

　　人们都知道中国文联成立65周年了，但对她的组织管理结构特别是基层组织管理结构恐怕就不一定清楚了。企业文联的情况更为特殊，像我们这样的地市级企业就设有文联，二级以下的基层单位没有文联组织，文联的工作安排部署全部落到工会，工会主席就是文联负责人，典型的“一手托两家” 。要想了解文联的信息、参加文联的活动，就要去工会宣传教育部门。这种管理模式已运转多年，这个传统至今还在延续。我跟文联的缘分也是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发生的。

　　那是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一年，未完成高中学业却想满足父亲的心愿参加工作的我，带着大地震中失去亲人后没有愈合的伤痛，到煤矿当了井下工人。为了不改读书、思考、写东西的臭毛病，我选择了夜班，白天睡足觉后，就能徜徉于艺术之林，遨游在书的海洋，时常也尝试写一些诗歌、散文、小说，基本上是邮出去的多，有回音的少，偶尔也在市文联征文中获个小奖。就这点小特长，竟被伯乐发现，工会主席以工作多、人手紧为由，把我拉进了脱产与业余相结合的工会帮办行列。

　　给工会当帮办，让我纠结的是要在本职工作、工会工作、文联工作之间不停地切换，如何拿捏非常需要尺度。不过，时间一长，角色就不由自主地倾向了文联。自己除了为上级刊物写稿、填报各种材料、催促稿件、处理工会日常工作外，重点是办好单位刊物。那年月，就连一个科级单位每月都要办一期刊物。采访、写稿、组稿、刻蜡版、推辊子印刷，边学边干。一张小报印完，两手漆黑，满脸油墨。当看到工友为自己的事迹上报、自己的稿件发表而兴高采烈时，自己也打心眼里高兴。我们矿工会活动搞得更给力，有读书协会、文工团、图书馆等，最吸引人的当属影评小组，俱乐部新片换得勤，看电影的队伍也很庞大。只要能成为影评员，就有了免费看电影的特权。我是新片一部不差，不但白看了电影，还连年当上先进，得到了《大众电影》免费赠阅的待遇。

　　俗话说，帮办，帮办，帮好了转干。我就应了这句话，一个井下工人从基层单位的帮办调到机关，后来进了矿工会。一个普通井下工人，没名没分，默默无闻，就把文联的工作部署送达到生产一线，把一线职工对文联的诉求传递上去，为文联的发展献计出力。如果说是命中注定，我的所作所为好像是知道以后要从事文联工作提前做的“潜伏”吧。

　　有人说工会、文联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游山玩水，参与其中的人自然知道其中的难处。到了矿工会，工作还是工会、文联工作混搭，工作方式、对象、工作要求都发生了变化，规模由和300多人混，到和万八千人打交道。平台是大了，队伍、阵地、活动、资金，伤脑筋的事也多了。既要满足局文联这个上线，完成文联交给的各项任务，又要服务基层单位这样的下线，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矿工文化上的诉求，两个角色来回切换，桥梁和纽带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这种盘面，我学会了利用团队力量撬动大盘，通过各具特色的活动驱动整个工作的深化。这时，矿工会的文学刊物也改版为《煤浪花》 ，局文联的刊物也由《开滦文艺》改为《矿工老哥》 ——著名作家关仁山是刊物顾问。像征文、讲座、笔会、采风进入了常态化，健全了13个兴趣协会。我们的许多优秀节目走进了国家大剧院、人民大会堂，其中俏夕阳舞蹈队在全国大赛屡获大奖的同时，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彭珮云、王刚曾观看我们的演出并题词、合影。我还参与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每年的慰问演出，在首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煤炭系统的第五届“五一音乐会” 、胡晓娥百场演出音乐会、话剧《格桑花》等几十场大型演出中，得到了锻炼，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经验，找到了差距。

　　我到文联工作后，一些哥们忽悠我：“这下你小子可以施展才能了。 ”这是哥们之间的玩笑，我自己知道自己能飞多高、蹦多远。虽然能在文联的门牌下工作，自己也不是高档餐，充其量就是家常菜，仍然需要服务于职工，满足于大众，在保持优良传统中增加花色品种，为文联的发展繁荣创新大众口味。

　　（作者为河北开滦集团文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