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成也《性史》 ,败也《性史》
栏目:书与人
作者:禾禾  来源:中国艺术报

《性史1926》  张竞生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年2月出版

  “未满十八岁者禁止阅读。 ”在新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的旧印章体文字,这是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1926年编著的《性史》 。不是《西厢记》 《金瓶梅》 ,却有着一度遭禁的相似命运。88年后的今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题为《性史1926 》 。令人掩卷唏嘘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张竞生的一生,因《性史》而改变,此书一出即身败名裂,遭半生谩骂,乃至家破人亡。

  张竞生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民国三大博士之一;昔年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其为南方议和团秘书,促成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与胡适并列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两个教授。20世纪40年代在粤东山区开展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时有“南张北梁” (梁即梁漱溟)之称。他第一个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第一个提出逻辑学的概念,第一个提出确立风俗学,第一个提出节制生育,比马寅初早37年,第一个在中国展开了爱情大讨论,鲁迅说他的观点25世纪或能通行,征集出版的《性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性学报告。此外著有《美的人生观》 《美的社会组织法》《十年情场》等。然而,所有的成就不敌一本惊世骇俗的《性史》 ,“性欲博士”之恶名伴其一生。

  编写《性史》并非一时冲动。在法留学期间,张竞生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尤其关注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的学问,有以此改造中国的宏愿。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堪称先知先觉。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及相关社会学说,乃当时的风云人物,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张竞生将这些统称之为“美的学说” 。

  北大那时弥漫着自由的气氛,学术研究很少有禁区,张竞生作为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调查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俗以做研究,并非越格之举。与委员会的教授们事先讨论过之后,张竞生发出了征集个人性史广告,收到两百多篇, 1926年出版了《性史》 (性育丛书第一集) ,收入七篇文章,作者均为大学生,内容为个人性爱过程及感受的纪实描写,每篇文后有张竞生所做金圣叹式按语,倡导性爱回归统一,提升幸福度。

  在一个谈性色变的社会做性学报告,公然与封建旧观念开战,尽管是“为学问而学问” ,大概张竞生也隐隐感觉到了一丝担忧。在书的自序开篇,他即写道:“我开头来学金圣叹批《西厢记》的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 ”他也敏锐地指出,也许该书会遭冬烘先生们禁止,而奸商从中牟利,将书的原意好处改窜为坏的,使最正经的变成了最淫的,所以也“预先声明:若此书将来变成淫书,多因为一班人不许它公开研究的缘故! ”

  一语成谶,第一集初印一千册,出版四个月后便在天津遭禁,南开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认为“诲淫之书,以此为最” ,视为洪水猛兽。张竞生看社会反应不佳,于是取消了原来准备出版若干集的计划,而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不再重印。然而为时已晚,不法书商大量翻印第一集,又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了所谓的《性史》续集达二十集之多。世人不知所有续集都跟张竞生无关,自此骂名铺天盖地,“性欲博士” 、“大淫虫”诸如此类, 《性史》被视为色情作品的同义语,张竞生声名狼藉。据说他于1929年携眷赴杭州旅游,结果被警方以诲淫罪名拘押,保释后驱逐出境。

  世人不懂尚且情有可原,而昔日同仁们的集体失声乃至批判,对于张竞生来说或许比遭社会唾弃更为悲凉。与张竞生同时代的有关系的人几乎全部沉默了,甚至倒戈相向,撰文批判,比如鲁迅就曾对其后来开的“美的书店”和《性史》中提到的“第三种水”辛辣嘲讽,直言张竞生是宣传色情文化。这样的众叛亲离大概也是张竞生始料未及的。

  一部《性史》误终生,厄运如影随形,半生含羞蒙垢。开“美的书店” ,被以售卖黄色书刊为名屡次被查抄;几次被仇敌借编《性史》之恶名入罪通缉;国内无法立足,两度流亡海外,回国后归饶平故里,躬耕兴学。新中国成立后,张竞生也理所当然被列入“思想改造”的对象名单里,妻子死于非命,“文革”时他也在劫难逃,年近八旬而受尽凌辱,于1970年仲夏脑溢血离世。斯人已逝,地区报纸发布短讯称:无耻文人死了。直到1984年才沉冤昭雪,恢复了名誉。

  如今, 《性史》再次出版,正如李敖所言,人们把刘海粟、张竞生、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 ,“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3月14日,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性史1926 》出版座谈会上,当代性学家、社会学者江晓原、潘绥铭、马晓年及文学史家陈平原等对张竞生的一生及其著述做了重新审视,还原历史,给予极大肯定。

  张竞生的性学研究方法到底有无问题?江晓原认为,旧时代的性学研究与现在的性学研究毫无差别,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大量样本人群中发问卷调查,一种是用社会学的个人访谈方法。 《性史》的研究方法并无不妥,如果没有不法书商恶意陷害,是不会有恶劣影响的。而陈平原则意见相反,指出做社会调查不应该有文学的眼光和趣味,张竞生的社会调查恰恰夹杂有趣味性和文学性,其细节描写带有强烈的明清色情小说色彩,“因为我本行是文学研究,所以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张竞生的这本《性史》跟张资平的情色小说在写法、布局、段落等地方的相似之处,二者手法很像,而且,他的社会调查还具有商业性,并不专业,导致更多问题” 。潘绥铭也指出,研究性问题只停留在征集性故事还不够,文学艺术讲究人,而社会学研究讲究分层,包括农村和城市分层、年龄和性别分层等等。

  作为性学专家、医生,马晓年对性学研究的困境深有感触。他指出, 1919年至1949年与性有关的书籍出版了几十册, 1949年至1979年寥寥无几,直到现在,有关性学的书籍还是很少,他自己从医学角度讲解性的书也因为被认为有性享乐的内容而没能出版。无形的束缚会影响性知识的普及,“ 《性史1926》给我们前进的勇气,八十多年前已经有如此先知,我们更应该像张竞生先生那样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