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一起走过战争的岁月。图为胡可、胡朋（右）夫妇

　　1942年春节期间，我们抗敌剧社组织了小型演出队，随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到四分区的边缘、平山七汲一带游击区进行演出宣传。3月中旬至4月中旬，我们剧社组成了3个队到二分区活动：一个队由刘佳同志带领，在长城脚下的边缘区活动；另外两个小型演出队越过封锁线，深入到敌人统治下的定襄、崞县一带，随地方部队行动。我所在的这个队由郑红羽和郭东俊同志带领，随河南区队活动；另一个队由刘肖芜和胡可同志带领，随河北区队活动。活动方式主要是演出，也进行口头宣传和书写标语。节目有歌剧《弄巧成拙》、《弃暗投明》，话剧《糖》、《回头是岸》、《王七》、《黑老虎》以及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政策的快板、凤阳花鼓、对口唱等小节目。

　　深入“敌后的敌后”

　　二分区沟线外的定襄、崞县地区，被称为“敌后的敌后”，是日本鬼子控制较严、斗争较残酷的地区。在这种地区进行演出宣传，离不开武装掩护。我们一般是在傍晚到达演出的村庄，部队向敌人据点方向派出警戒，并且在村口设上岗哨。在这段时间内，老百姓只许进不许出。同时，通过伪村公所通知各户，说八路军来本村演戏，欢迎大家去看。晋北这地方，有的村有戏台，我们就利用旧戏台进行演出。有时，我们也在小学校里的广场上演出。当时无法携带汽灯，只好用油灯来照明。在台口悬挂三四只盛满豆油的大海碗，每只碗里放几条粗粗的棉花捻，点起来虽不及汽灯，也还是相当明亮，而且很有些喜庆的色彩。这种灯盏，被当地人们称为“满堂红”。

　　抗战头几年，八路军曾在这一带开展过工作，建立过抗日政权，后来环境恶化，这里就变成了敌人的“治安区”。苦难中的乡亲们好久没有看到八路军了，一听说八路军来演戏，都想来看看亲人，向我们说说憋在心里的话。记得到这个地区的头一场演出，我们傍晚进村时，满街都站满了人，乡亲们正静静地等候着我们。伪村长把我们领进一户老乡家里。我们便在大炕上围着炕桌上的煤油灯开始化妆。房东大娘、大嫂和邻居们凑过来问长问短，不多久，炕上、地下就挤满了人。他们问八路军这次来还走不走？抗战还得几年胜利？说起在敌伪统治下的痛苦屈辱生活，乡亲们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有的老乡围着支队的范队长和郭政委，要求严惩这一带民愤极大的汉奸。这种演出前同群众的交谈，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敌占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抓紧机会进行口头宣传，向群众宣传当前抗战的形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我们演出的都是结合任务的宣传剧，在当时当地起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演出后，有些老大伯、老大娘围上来说：“听你们这么一讲，我们心里就亮堂多了。”观众中，常有敌伪人员的家属特意留下来，向我们询问八路军对待敌伪人员的政策，表示要捎信给自己的儿子、丈夫，要他们不再给敌人做事。我们就这样由地区部队掩护着，每天下午出发，傍晚赶到一个村庄召开群众大会，演出完后又连夜行军，秘密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去宿营。

　　崞县这一带的地形很特别，黄土高原叫洪水冲刷得布满了沟壑，行军常常要爬上爬下，看起来很近的路程，往往要走上半天。好在我们走惯了山路，也不觉得什么。这里盛产油梨，老乡把梨贮藏在崖坡的窑洞里，夜间行军常常闻到梨子的香味。这种行军、演出、转移的紧张生活持续了半个月。

　　神岗头遇险

　　4月12日晚上，我们演出完毕，投宿到一个名叫神岗头的村庄。我们住进一户地主家的院子。地主一家出外了，只留下一个老头看门。我和方璧两个女同志住在东厢房旁边的一间房里，几个男同志便和老头住在一起，另外几个男同志住在隔壁的院里。据介绍，这里虽然离敌据点宏道镇不远，但村口、山头放了哨，所以大家就放心地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大约2时左右，我们提前吃了饭，像往常一样，背好挎包等待随时出发。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这时，后面院里的同志们跑了出来。郑红羽和郭东俊同志一面跑一面喊：“快跑！快跑！往北跑……下沟！下沟！”我和方璧随着大家跑出了大门，顺着门前的大影壁向村外跑。村外是一片玉米茬子的开阔地，这时枪声已经密起来了。古立高和张永康同志跑过来，说：胡朋，你别慌，咱们一块跑！”这时，专门照顾方壁同志的侦察员王拴赶上来，拉着方璧向前跑去。这样，我和方璧就分开了。

　　事后我才知道，本村的一个伪村长，把我们的行踪报告了敌人。因此，敌人对我们进行突袭。敌人占领了村外的山头，封锁了突围的路口。河南区队定襄支队范队长带领部队抢占了另一个山头，用机枪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掩护我们突围。我们向前跑去，子弹在我们身旁嗖嗖飞过，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冒烟。忽然我的左脚后跟感到一热，接着一股血窜在地上，古立高说：“唉呀，胡朋，你受伤了！”我当时没感觉疼，还以为是没有穿袜子，被玉米茬子扎破了脚。

　　这时，神岗头通村外的正路已经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我们从野地里跑出去，横在我们面前的正好是一条黄土深沟。不知是谁喊：“跳吧！跳吧！”凭着到沟底的一点坡度，古立高想从上边出溜下去，他先滑到刚能站住脚的地方，张着两臂来接我们。我和张永康拉着手往下出溜，不料，坡太陡，根本站不住脚，我们两个人猛然冲到古立高身上，三个人一下抱在一起，就像一个大铺盖卷，从山上滚到了沟底。我当时晕了过去。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崖下的一个凹坑里，身上有好些土和茅草。我迷迷糊糊地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躺在这儿？”一阵紧密的枪声使我逐渐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行，战斗还没有结束，我得走！”我猛然往起一立，随即又倒了下来。我又试了两次，都失败了。原来我的左腿完全失去了知觉，根本不可能站立了。这时，我才感到脚一抽一抽地疼，鞋里的血和脚已经凝结在一起，血好像不流了，腿是麻木的。枪声仍然很紧。“我不能走了，敌人来搜沟怎么办？”

　　我开始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我检查了一下身上带的东西，发给我的一颗手榴弹仍别在前胸的皮带上，挎包里的日记本、两份材料和20余元公款，还有老乡慰问的几个梨都在，只有挂在背后皮带碗套里的小搪瓷碗的底圈滚落了。

　　我望了望周围的环境。这是一条深沟沟底，对面高高的土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位置。我看见对面崖根，有一个浅浅的土洞，觉得能掩住我半个身子，就侧着身子挣扎着向对面爬去。

　　我把材料、日记本和公款埋了起来，然后紧紧地靠在洞壁上，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在紧密的枪声里，我突然听到日本人讲话的声音，好像在崖顶上，又像在左侧的梨窑那边。这时我把手榴弹的盖儿打开，拉出弦，把弦套在手指上。

　　又见到亲爱的同志们

　　太阳快落山了，沟里开始暗了下来。枪声渐渐稀疏，敌人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周围变得出奇的安静。这时，许多问题涌入我的脑中：敌人撤走了么？古立高他们俩人跑出去没有？其他同志都突围了么？他们知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要不要爬出去找队伍？夜里这地方会不会有狼？这时，我感到格外孤独，受伤的脚疼得更厉害了。我多么希望见到同志们啊！

　　我突然听到崖顶上嘶哑的喊声：“小子，回来吧！”这是老乡的声音。这时，我又犹豫了：“会不会是敌人在骗我们的人出去呢？”我不敢出声，我的背靠着洞壁更紧了，紧紧地攥着手榴弹的木把。喊声渐渐远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喊：“胡朋！胡朋……”我一下就听出是杜烽同志的声音。我向对面崖顶望去，在天空的衬托下，只见杜烽左肩挎着一支大枪，一歪一歪地走着。我激动地喊：“老杜！我在这儿！”

　　杜烽来到我面前时，右半个脸满是血迹，左脸也肿了，右肩也摔伤了。他指着右耳说：“这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原来他们四五个人冲到村外一个山包时，敌人的机枪已经封锁了道路，他们跳下了土崖。他摔伤了头部和右肩，袁鹏程摔坏了腰，张友摔坏了脚，刘振泉等同志也摔伤了。

　　当我见到同志们的时候，郭东俊把方璧同志牺牲和崔品之同志被俘的消息告诉了我。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我躺在区队同志抬来的门板上，暗暗发誓：“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事后我们知道，在神岗头遭到袭击的时候，支队郭政委带领的另一部分队伍，完成了掩护过路的任务。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得到了消息，便从20里外跑步赶来，抢占了村外的山头，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迫使敌人撤走，从而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山崖上的秘密窑洞

　　我被抬到村里一个没有主人的院子。我躺在炕上休息，桌上一盏煤油灯，照着空荡荡的屋子。支队的范队长、郭政委和剧社的同志们都来看我。负责照顾方璧同志的侦察员王拴，向我讲述了方璧牺牲的经过。他一面流泪，一面捶自己的头，自责没有照顾好方璧。我连忙安慰他。

　　夜里，郭政委领着医生和几个同志来了。郭政委对着我的耳朵说：“胡朋同志，咱们这里没有麻药，治疗时可能疼，千万不能嚷，疼得厉害了，你就咬着这手巾吧！”我连连点头答应。郭政委亲自按住我的左腿，开始治疗。子弹从脚后跟打进去，从大脚趾下面穿出来。医生说怕里面留下弹屑，需要用探针引着纱布在伤口里擦一下。我忍着极大的疼痛，泪流满面地经受了这一治疗。深夜，我们几个负伤的同志，由王拴陪同，被悄悄送到山崖上的一个秘密窑洞里。那个窑洞口很低，呈椭圆形，从洞口望出去是辽阔的天空，看来是个地势很高的地方。

　　天刚蒙蒙亮，给我们放哨的王拴看到了外面的人影，说：“大娘给咱们送饭来啦！”见到送饭的大娘，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温暖。她拿出煮鸡蛋、炒鸡蛋和“油旋”（这一带最好吃的饭食）来，且为我们每人盛了半碗绿豆稀饭，又拿出了不易见到的冰糖和当地产的油梨。看到眼前好吃的东西，看到大娘操劳的面容、消瘦的手和打了补丁的衣服，我鼻子一酸，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过头，擦去眼泪说：“大娘，你舍不得吃的都拿给我们吃了！”大娘说：“不给你们吃，给谁吃！”大娘走后，王拴告诉我们，她的大儿子参军四五年了，一直没有信儿，二儿子在部队上牺牲了，老伴不久前被敌人杀害了。大娘靠纺线织布过日子，省吃俭用，把好东西都留给了八路军……

　　白天没有人来，我们也不能出去，王拴坐在洞口放哨。当天夜里，医生给我们换了药，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山洞。天亮以前，在一个山脚下的村庄里，我们和指导员带领的另一个队会合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指导员刘肖芜向大家宣布了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他说，聂司令员拍来电报，对大家这次完成了政治攻势的任务，给予很大的鼓励，向大家表示慰问，指示我们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并说军区正通过关系援救被俘的崔品之同志。最后聂司令员指示我们尽快返回军区。

　　打破敌人的谣言

　　大家开始作“回家”的准备。歌焚和赵英怕我的脚过封锁线冻了，还给我赶做了一只大棉袜子。晚饭后，我们分成了前后两个梯队，我跟后梯队一起，在区队的护送下出发了。

　　这次夜行军仍要翻越我们来时经过的山西与河北交界的牛道岭。牛道岭山势险峻，上下30余里，是“敌后的敌后”到我二分区驻地的必经之路，是敌人设的一道封锁线。下山后，还要经过一个无人区。这里是我方人员来往的通道，敌人时常在这里设伏。过牛道岭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组织得很严密，行军要肃静，不能掉队，而且要有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过牛道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躺在担架上明显地感到了山势的陡峭。当我们走到山梁中间时，忽然看到右侧山下一片火光，隐约听到有喊声，仔细一看，一群人举着火把正往山上爬。

　　“是敌人！”我们不免有些发慌。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躲起来呢？正在犹豫，郭政委赶上来说：“我们区队在这里掩护，你们赶快往前走，一定要冲过去！”然后要求区队同志们不许随便开枪，听命令。

　　4个老乡架着我往前跑去。眼看敌人已经冲到半山腰了。就在这时，忽然刮起狂风，卷着砂石，向我们脸上、身上袭来，接着就是风雨和冰雹。搀我的老乡看我身上湿了，要把棉袍脱给我。这时，后面的老乡把担架上的棉被递给我们一条，我们几个人蒙着棉被，顶着风雨往前走。想不到，这场风雨竟把敌人的火把浇灭了，把敌人赶了回去。

　　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的沟里布满了高低不平的大小石头，老乡看我走不了，便一个人背着我，后面两个人托着我的两条腿。下了山是无人区，天已经大亮了。在被敌人烧得只剩下房壳壳的村落里，分区接我们的部队已经做好了饭。吃过饭，我们剧社的同志列队欢送配合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河南区队的同志们和乡亲们。

　　我们回到二分区驻地以后，听说敌人放出了谣言，说是已把抗敌剧社消灭了。为了戳穿敌人的谣言，我们在二分区军民联欢晚会上，专门演出了《弄巧成拙》。这是崔品之同志编剧、徐曙同志作曲的一部歌剧。我们曾演过这个戏。那时剧中送郎参军的新媳妇是由方壁同志扮演的。这次演出，由我扮演了这个角色。我忍着脚上的伤痛，把裤腿拖到脚面，遮住脚上的纱布，把戏演了下来。我们以这场演出，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期的政治攻势。

（作者文中身份为抗敌剧社小型演出队演员。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编导、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员。）

胡朋和胡可回忆参与敌后抗战的著作

1983年5月18日，聂荣臻元帅和夫人接见部分抗敌剧社老同志

上个世纪40年代，胡朋活跃在抗日文艺战线上。
左图为胡朋和胡可（右），

右图为胡朋（左一）和根据地群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