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战士剧社于官和镇演出

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员们

　　在频繁的战争中不断壮大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首先是从红军部队中开始的。它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只为娱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展话剧运动”的目标，它的产生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开展群众工作的需要，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当时所有革命武装部队、农民自卫军，在反帝反封建的游击战争中，到处消灭国民党军队和“挨户团”、“保卫团”等地主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民主政权，部队既要打仗，又要紧张地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政权等民运工作。当时的宣传工作，除了口头的、文字的演讲、传单、标语、图画、口号外，演话剧便是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

　　因此，只要是一支独立行动的红军队伍，每逢打了胜仗、进一城、占一镇，总要召开群众大会，演几台话剧，这已成为惯例。部队在战争空隙休息和整顿时，除了洗衣服、打草鞋、擦拭武器、进行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外，还以驻地为单位，举行晚会“演他几个剧”。这样，话剧就成了红军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话剧虽然在游击战争中已非常需要，开展也很普遍，但在开始时并没有设立剧团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演员。每逢演剧时，不论指挥员或战斗员，都可以参加。特别是担任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指导员、宣传员，都自觉地当做政治任务积极参加演出活动。

　　我们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何长工同志，第二支队政治委员陈奇同志，大队队长、政委洪超、姜启华，医务工作者曾育生、谢卿云等同志和许多宣传员、战斗员，都成了我们演出中不可缺少的“演员”。特别是何长工同志，那时候每剧必亲自组织，亲自参加，每个节目都要出台，他的演出对观众有特殊的吸引力。

　　1929年，程子华同志领导独立十五旅的士兵们，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两县起义后，我参加了红军第五纵队。我们的纵队政委何长工同志听说我好演话剧，就将我分配到纵队政治部，并担任了艺术股长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搞话剧。记得几次打下通山县，两次进占崇阳城，打平江、修水、马坳、渣津、长寿街，以至攻占岳州，我们都演了话剧。虽然我以后不久担任特务大队和十六大队的政治委员，但每逢演剧，我始终未脱过场。

　　1930年夏，红军第五纵队和军部及其他4个纵队，集中在湘鄂赣边界，扩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红五纵队扩编为红第八军，成立了军团、军、师各级政治部。扩编后，政治部都增加了艺术股的编制，目的是为了加强文艺宣传工作，以便集中力量搜集材料，编写剧本、排剧及演出。这时话剧工作成了红军文艺工作中的主要形式。

　　1930年7月下旬，红军第三军团打下长沙时，四百多革命青年学生涌进红军中来，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如向仲华、曾育生、史犹生、华英等，还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演出活动。他们的到来，给话剧工作增加了新生力量，这以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平江、浏阳大会合，二次打长沙后，向东经过醴陵过老关入赣，连克萍乡、宜春、分宜、新喻、表州、临江、峡江等县城，另一路军攻占吉安，东渡赣江进入赣南革命老根据地，沿路我们都演过不少话剧。所到之处，劳苦群众们几乎都看过我们的话剧。因此，话剧工作在配合武装斗争、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影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不断壮大了我们话剧工作的力量。

　　丰富演出造就了根据地的“文化中心”

　　1930年冬，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回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接二连三地粉碎了蒋介石、何应钦、鲁涤平亲自指挥的三次“围剿”后，以赣南瑞金为中心，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根据地。1931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时将一、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和闽西彭杨步兵学校，合编为工农红军学校。校政治部根据当时的需要成立了俱乐部。因为那时学员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学校教学除军事、政治课程外，特别注重开展各项文化娱乐的课外活动，以这种形象教育方式来辅导学员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这项任务完全要由校俱乐部来负责实现。校俱乐部内组织了文化、体育、戏剧等管理委员会，并设有很多教员和管理员，以分管各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委员、教员和管理员，同时也就是话剧的演员。

　　戏剧管理委员会由历来积极从事话剧工作的李伯钊、詹拱之、蔡纫湘等同志和我组成。有一个时期，每周都举行晚会和演话剧，话剧多在露天举行。每当红校一有晚会，除全校学员参加外，周围的群众不用通知都会踊跃参加，有时远在十几里路以外叶坪的中央负责同志们也到场观看。每次晚会非常热闹，所以，“红校”俱乐部几乎成了当时瑞金的“文化中心”了。我们演过很多剧，主要的有《父与子》、《破牢》、《阶级》等，作者姓名已经记不清了。

　　因常举办晚会，学校附近的老百姓都认识了我们的演员。群众见到我们都非常亲热，通过演出也密切了军民关系。我们举办晚会有时候也请外单位的同志来参加，如蔡畅同志就是经常来演出的，何叔衡老同志也饰过剧中的地主角色。特别是徐老（徐特立同志）劲儿更大，他在师范学校里，亲自写剧本，亲自导演，极大地活跃了学校的文化生活。在徐老的倡导下，师范学校为红军培养出不少从事话剧工作的青年干部，造就了一批能够单独出演的话剧人才。多年之后，徐老在延安提起这件事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话剧运动之花在根据地盛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东北沦亡，仍疯狂地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从北方调来的第二十六路军，在我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和该军中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下，使这支军队从上到下不少有识之士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对外投降，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并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县举行了武装起义。之后，整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大大的壮大了革命力量。在胜利的形势之下，红军学校话剧工作的任务加重了几倍，这时，从事话剧工作的人员也有了一些扩充。记得当时的主要人员有：崔音波，他是一位朝鲜同志，也是我们的提琴专家；石淡峰同志，她善饰老太婆，以后人们都称她“老太婆”；还有石联星、彭舜华等4个女同志，都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蒋耀德、孟陶同志是医生，李建平同志是位军事教员，他们都是热心话剧的积极分子。有沈乙庚，刘月华，此外还有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她们是有名的施家四姐妹，个个活泼伶俐，能跳能唱。还有十几个由漳州来的知识青年，其中还有几个台湾籍同志。由于这些同志参加了“红校”的话剧工作，就大大加强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力量。

　　在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和其他负责同志的鼓励和推动下，成立了“八一”剧团。剧团的委员会中记得有黄火青、霍步青、伍修权、李伯钊、詹拱之、蔡纫湘、宋发明、钟维剑、洪水、张欣等同志，由我担任日常工作。“八一”剧团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剧团，它的诞生标志着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八一”剧团一诞生，就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中央政府召开各种会议或举行重要活动，经常邀请剧团前往演出。福建省在汀州召开全省工农代表大会时，剧团的全体同志都去了，在那里我们公演了几天，整个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有关负责同志的鼓励。

　　我们“八一”剧团在汀州公演时，有位负责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很重视话剧工作。因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文化工作需要大力开展起来，为革命战争、为大众服务。中央准备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领导和推动全区的话剧工作，据说款项已经拨定，你们一回去，就要开展筹备工作。”果真，我们一回到瑞金，中央有关同志就召集我们谈话，并明确指示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范围、步骤和做法。同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开始进行筹备工作。经过紧张的准备并报请中央同意，我们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初以张欣为社长，不久换为倪志侠。总社附设有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团”，以培养话剧干部、演员。校长由李伯钊同志担任并兼团长。“蓝衫团”每人备有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登台时，不用多事化装，翻出红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动人物。表演内容简单明确，人也可以代表机器、车马等各种形象，这种表演的总名叫“活报”，是伯钊同志从苏联学来的，当时盛行于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中。学校还从“红校”抽调了沈乙庚、王普青、魏思远、石联星、施英、施月娥、刘月华等任专职教员，另外又聘沙可夫（陈微明）、胡底、钱壮飞等同志为义务教员，我是在总社与红校之间“跑龙套”的。总社的社址在瑞金西门外沿河边的一座大祠堂里。第一期学员是从各县选调的一百多个聪明活泼的男女共产主义儿童团团员。学校成立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在本社内，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晚会。记得晚会节目有音乐、歌唱、海军舞、快板、崔音波的提琴，还有“啊呀咧”的山歌，她本名叫陈亭秀，嗓音清脆嘹亮，她一出场就是一声很长的“啊呀咧”，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啊呀咧”。还有当时的知名艺人“王粢大鼓”，活报剧《粉碎敌人的乌龟壳》等。压台的话剧是《我——红军》，是专为总社成立、集体创作、由张欣执笔的一个多幕长剧。这个话剧由洪水、伯钊等同志和我们几个人主演。那天中央负责同志也应邀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了成立晚会。晚会自始至终掌声不断，观众一再欢呼“再来一个”、“呱呱叫”，直到夜半才结束。

　　剧校学员定期毕业后，分配到红军部队里和地方上。从此，话剧工作在整个革命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中间出现了不少新的剧团和列宁馆，话剧运动的鲜花，就这样在革命根据地盛开起来了。

　　对敌宣传收效大

　　粉碎第四次“围剿”以后，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都发展起来了。为了适应扩大红军的需要，我们就以原红军学校为基础，在瑞金西郊的大槐树下村，筑起新校舍，扩建为郝西史大学即红军大学。在九堡、于都二地，又成立了彭杨和公略两个步兵学校，在武阳窝镇成立了特科学校。这时的“红大”俱乐部，就是原先的“红校”俱乐部，它仍保持着原有的话剧活动力量。它的任务除在本校开展活动外，还要到其它各学校公演以及参加开学公演、欢迎新学员到校和欢送毕业生上前线，重要场合晚会上的公演等。遇有大的晚会时，我们就和工农剧社共同组织，联合参加。虽是两个团体，但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1934年春，中央在瑞金的沙洲坝新建了一座能容二千人的大礼堂，并在这里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们组织了七八次话剧、歌舞、活报和杂技晚会，这些都是由工农剧社和“红大”俱乐部联合演出的。除各种歌舞活报、“啊呀咧”山歌、崔音波的提琴、四部合唱轮唱的《工农兵代表会歌》、《台湾草裙舞》、《黑人舞》，以及插秧、播种、收割、打禾、送粮、篮球、足球、网球、海、骑、炮兵、追击、肉搏等等各种各样表现生活题材的歌舞外，主要的话剧是《沈阳号炮》、《松鼠》、《烙痕》、《武装起来》、《北宁路上的退兵》、《活菩萨》、《非人生活》等。每场演出演员极为严肃认真，舞台、布景、服装、道具、效果、灯光等，都较平常完备。我们的演出受到大会和首长们的嘉勉，毛主席还亲自招待我们吃饭。

　　这次专门为大会创作的《工农代表大会歌》是秦邦宪同志填词、崔音波同志谱曲。这首歌的歌词大致是这样：“劳苦工农，全苏大会开幕了！工农兵胜利的号炮，动员起来！武装起来！ ……胜利属我们，坚决前进！坚决前进！工农兵胜利万岁！坚决前进！坚决前进！工农兵胜利万岁！”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提出“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口号，动员全革命根据地所有力量，支援前方。话剧工作也不例外，工农剧社组织了野战剧团，到广昌一带的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和开展对敌宣传工作。

　　对敌宣传收效很大。说来也很稀奇，在两军作战的情况下，怎么好给他们演剧开展宣传工作呢？那时，敌人在多次“围剿”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就采用了德帝国主义顾问赛克特教给的堡垒战术，一横排一横排地向前推进筑堡垒，左右前后的距离，都在枪弹射程之内。因此，敌我相距很近。对方说话都可以听得到，演剧也能看到和听到。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宣传活动，当然，我们演戏的场所也有必要的自卫措施。每逢我们演出，敌军士兵看得高兴时，也学着我们喊“呱呱叫”、“再来一个”。遇到敌军官到堡垒巡查时，他们就都鸦雀无声了，我们就暂时熄灯停演，隐蔽起来，有时他们还要打几响冷枪过来。国民党当官的一走，剧团和我们的“观众”再继续进行晚会。以喊口号、唱快板、说书、互相问答、演短剧等方法，宣传我军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在对敌宣传工作中，我们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敌军土兵看过剧后，曾发生一班一排甚至整队起义过来的情况。

　　红军初期的话剧活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开展、茁壮成长，首先它适应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其次，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深深扎根于红军之中，并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因此，我们红军的话剧运动，像春天的映山红一样，开遍了整个革命根据地。

（作者文中身份为红军第3军团5军5纵队特务大队和16大队的政治委员）

油印的“红色剧本”《春耕战线》、《战斗的夏天》、
《松鼠》、《活报》（从左至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