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曾祺小说诸多名篇中，《异秉》是非常独特的一篇。从1941年的《灯下》到1948年更名为《异秉》的旧稿，再到1980年正式定稿，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秉》历经39年完成。同一题材，三个时期不同创作，可见汪曾祺是多么重视这个题材。小说中王二是“男一号”，陈相公在定稿中上升为“男二号”，全篇形成“一主一副”“一正一反”的人物形象格局。两条人物线索的叙述，在保全堂张汉晚场“白话”的情景中形成交集，在王二“异秉”的曝光，进而发现陈相公学“异秉”的谑趣中戛然而止。发达的“异秉”究竟是什么？王二没说实话。汪曾祺也没直白说。陈相公和众多吃瓜群众都没搞明白。一句“大小手分开解”的笑话，竟然也让许多读者津津乐道，让《异秉》成为一个能够流传的名篇。这是汪曾祺的聪明之处，也是良苦用心之处。从人物形象分析出发，可以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揣摩一二，揭开“异秉”的奥秘。
先说“男一号”王二。王二是汪曾祺笔下为数不多的成功人士，而且是极尽称赞的“小人物”，写出来的都是优点。文章开篇第一句“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充溢着与有荣焉的心情，氛围感极强。简单一句话蕴含几层意思：“王二是普通人”“王二是这条街上的人”“我们看着他发达起来的”，这也为全篇徐徐展开埋下伏笔。文章开篇部分重点叙述王二是如何发达起来的，可以看出汪曾祺对王二的认可。首先，王二有个好媳妇，家和万事兴。王二一家静悄悄的，不吵不闹，夫妻同心同力做生意。“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这一句就写出了王二媳妇的贤惠之美，而且做事有条理，再忙再累也要“梳好头”，“圆盘脸红红的”完全是典型的“旺夫相”。王二对媳妇也好，有了闲钱就买了“一头小毛驴”帮媳妇磨豆腐。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幸福美满。其次，王二不仅有手艺，还有他的生意经。摆摊的时间地点选得好：“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选中保全堂来摆他的摊子”；卖的“熏烧”品种多：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分门别类”“要什么，切什么”；怎么卖也有一套：“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第三，王二善于抓住机遇，敢于适时扩大经营。“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老字号源昌烟店生意清淡，“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别人看的是表面，王二看的是门道。源昌烟店生意不好，不是因为店面不好，而是产品“旱烟”落后了，文中虽然没有点明，但也应当是舶来品“卷烟”冲击了市场。王二看中门面，对自己的“熏烧”有信心，走向“发达”的一步就迈出去了。第四，王二懂得生活和自律，适可而止。“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王二发达之后并没有钻进钱眼里，做个挣钱的工具，而是追求生活品质，通过听书弥补自己的文化和见识，可谓是求知“修身”；小赌怡情，“王二输的时候竟不多”，可谓是自律“养性”。这样的王二，要比那些暴富的土豪们表现好多了，也比唯利是图的“吝啬奴”好多了。第五，王二通晓人情世故，低调不张扬，知道不能让人“眼红”。这也是王二的精明之处。发达的王二并没有脱离原有的生活圈，照样“每天到保全堂店堂里来”热闹热闹。在众人调侃他有什么“异秉”时，他“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通过自嘲式的“大小手分开来解”，化解热点、转移话题（《异秉》旧稿里还写道，太晚了，王二的孩子叫他回家，是妈安排来叫的。众人笑王二怕老婆。这一情节在旧社会时还是很有力度的）。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汪曾祺塑造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小人物发达的形象，也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放开、鼓励个体工商户背景下树立的一个典型。
再说“男二号”陈相公。许多人阅读陈相公，总产生一种同情式的共鸣，认为他这个学徒太可怜、不容易。在我看来，陈相公是汪曾祺为了衬托王二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写的都是小人物的缺点或者不足。一是出生苦，寡母幼子；二是脑子笨，学了一年多还不断犯错；三是不专心，做事情总会胡思乱想，看风景、听闲书一个劲；四是性格懦弱，总是挨打，不敢当场哭，只敢夜里悄悄哭；五是不务实，不努力学本领，只寄希望“再挨两年打”；六是走歪路，梦想学了王二的“异秉”就能发达。这六个方面，表明陈相公从小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有学习的机会也不珍惜，愚昧而迷信，笨拙而虚幻，卑微而糊涂。汪曾祺对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异秉》中还有其他小人物，也各有特色。比如“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却都叫他张汉。”再说保全堂，“这药店除煮饭挑水的之外，实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相公’。”“相公”以上，一般都称“先生”。各等人都有各等人的待遇与规矩。许先生是“刀上”，干的技术活，地位超然，“有酒，管事的举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因此，能打、敢打陈相公的除了管事的卢先生，就只有许先生，而且打得比卢先生狠。而能劝阻许先生的，也只有“煮饭的老朱”，因为“他从来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一点锅巴吃。一店人都对他很敬畏。”可见大家都是明白人，谁有什么实力和权限门儿清。保全堂里可怜的人物不止陈相公，还有个陶先生。“保全堂的陶先生，就已经有三次要被请到上席了。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终于没有坐上席，一则是同行店伙纷纷来说情：辞了他，他上谁家去呢？谁家会要这样一个痰篓子呢？这岂非绝了他的生计？二则，他还有一点好处，即不回家。他四十多岁了，却没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因为他没有娶过亲。这样，陶先生就只有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了。”因此，陶先生与陈相公一样，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听了王二“异秉”当晚就去厕所学习实践：“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这两人可谓惺惺相惜，同病相怜。
今天我们读到的小说《异秉》，是1948年旧稿，1980年5月20日重写。重写寄托着汪曾祺对老百姓发家致富的希望和深情，也有劝诫和警示。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发达”不能靠什么“异秉”，而要靠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努力与奋斗。有想法，更要有方法；有能力，也要有自律。知耻而行，知止而行，都是我们需要理解和做到的真正“异秉”。从汪曾祺小说《异秉》中，我们可以读到优美的文字、地道的美食、复杂的人心，更要读到自我的反思、生活的方向、当下的选择。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高邮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