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我来到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两年后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从此，我的人生就与文学艺术相伴相随。大学毕业后，不管是在衡阳医学院教大学语文，还是调入湖南省文联担任《理论与创作》执行主编，文学艺术都是我的衣食之源。我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总会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激励自己，相信走出这个困境明天一定会更好。文学艺术让我衣食无虞，有了接续奋斗的力量；也让我精神不怠，有了继续前行的信心；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文学艺术都是我相依为命的“亲人”。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乡下能够读到的文学书籍很少，大约在九、十岁的时候，我在父亲单位的图书室里借到了长篇小说《剑》，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长篇小说。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对文学像着了迷一样，只要找到了文学作品我就如饥似渴、不舍昼夜去读。乡村的夜晚最常听到的是虫子鸟儿们演奏的“交响乐”，但偶尔也能看到电影，农闲的时候还能看到皮影戏，这能让我兴奋好几天。那些文学作品、电影、皮影戏是我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启蒙课，它们开启了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
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读到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当时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还没有公开出版，但已经在年轻人中悄悄传抄了。2006年参加张扬先生《第二次握手》（重写本）的研讨会，我分享了当年自己的感受，当时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理解，十分好奇又被主人公这种痛苦的爱情深深震撼，对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科学报国十分敬佩。文学艺术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形塑了我的情感人格。
湖南师范大学诸多师友的引领，更使我沉醉迷恋于文学艺术的圣殿，幸福快乐地依恋着文学艺术度过了黄金岁月。在师友们的热情鼓励下，我参加了朝暾文学社，现在担任湖南省作协主席的汤素兰那时就是文学社的主将。韩少功、骆晓戈等学长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是我们当年在校园追过的星。那个时候写诗的人多，特别是对朦胧诗、对新诗的现代化讨论得很热烈，有人为之叫好，称赞为“崛起的诗群”；有人大为不解，贬之为“令人气闷的‘朦胧’”；我则十分喜爱，到处找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抄录，以能背诵最新读到的朦胧诗而骄傲。
我从心底里感谢大学里的老师们，特别是几位教授，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关怀和教诲，我能否执着一生沉醉于文学艺术的殿堂，是不可想象的。
给我们讲授先秦文学的是饶东原老师，他博学多才脾气又好，课堂上总是耐心细致慢慢开导我们，给我们讲解《离骚》时，他条分缕析出文中共35层之多的思想内涵；他要求背诵并默写《离骚》全文，至今仍让我受益不尽。教我们唐宋文学的贝远辰老师，他给我们讲李商隐的诗歌，那么晦涩难懂的诗，他给我们解读得意趣盎然；他给我们讲杜甫诗歌和李白诗歌的区别，培养我们的鉴赏能力。周寅宾老师给我们讲授明清文学，他和吴容甫老师同时开《红楼梦》选修课，像是两个教授打擂台，都讲得很精彩。周寅宾老师重考据，讲《红楼梦》的版本、评点者及续作者，讲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讲曹雪芹晚年生活如何艰辛，听得我们泪眼婆娑，诗穷而后工的道理我是从曹雪芹这里明白的。
还有讲授现代文学的叶雪芬老师，讲起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作品如数家珍，讲到湖南老乡叶紫、丁玲、田汉特别动情；叶老师对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邀请我们到上游村1栋她的家里去做客，大家相约一起去请教，没少吃叶老师准备的零食；从知识到零食，叶老师只有奉献没有想过回报，中华古代文明绵延不断不能说与教师这个传承者高标的道德职守不无关系。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的有蒋静老师、汪华藻老师和舒其惠老师，蒋老师讲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对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让我终生难忘，我后来还专门做过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课题研究，就是受到蒋老师的启发；蒋老师对周立波很有研究，他把周立波和受他影响的湘籍作家命名为“茶子花派”，湖南文学可称“派”，蒋老师有首倡之功。
我还要说说我的美学老师杨安仑教授，他讲课没有讲稿，一边从左边口袋里掏出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一边从右边口袋里掏出粉笔不断地板书、不断地讲解。在杨老师的影响下，我开始读黑格尔的《美学》，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得半懂不懂，有一天我到老师办公室去请教，正好樊篱老师在，他给我解释半天我还是没有弄得太明白，他说你现在知识储备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东西你看不懂是正常的。杨安仑老师和他那个时期的美学家对上世纪80年代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某种意义上说为中华美学的传承发展、美育的社会普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到湖南省文联工作后，我又回到母校读博士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谭桂林老师，导师组成员有凌宇老师、罗成琰老师、宋剑华老师、李运抟老师。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豪华”导师组，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成一家之言，在全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王蒙的小说研究，走上研究王蒙的道路还得感谢省文联原主席谭谈先生，2004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王蒙创作研讨会，谭谈主席推荐我去参加，从此引发了我对王蒙研究的兴趣。我的导师谭桂林老师在文艺界有口皆碑，我在报考时就告诫自己要向谭老师学做学问、学做人。谭老师希望我的研究视域跳出湖南，并要有点新意，我就盯上了王蒙“文革”期间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通常认为王蒙在“文革”前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等作品，“文革”期间受到影响打成“右派”下放去新疆，“文革”后重新拿起笔。那么，王蒙在“文革”期间真的停止写作了吗？历史有时候需要不断地还原真相。我了解到王蒙在“文革”后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从贺兴安先生等人的著作中知道了这部小说名为《这边风景》，《王蒙文存》里没有这部小说，我便到旧书网去淘，找到了选载过作品部分章节的《新疆文艺》（1978年）和《东方》（1981年），大约有7万余字。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准备用专章讨论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有的人不同意，认为《王蒙文存》没有收录这部作品，谭老师坚定地支持我尊重事实还原历史，列专章予以讨论；这一章节最后以论文的形式刊发在《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这边风景》于2013年4月公开出版，随后获得茅盾文学奖，文艺界热议《这边风景》，我的好友《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我早早地打开了评论《这边风景》的闸门。谭老师做学问十分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我在论文中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引用了王蒙先生上世纪80年代接受访谈涉及的内容，谭老师要我重新找王蒙当时的创作谈作为印证材料，他认为用作者多年后的回忆材料不如当年的有说服力，这一件事让我谨记做学问须求严谨，对写作要有敬畏。
我从南华大学调入省文联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辑《理论与创作》，我担任执行主编，主编是省文联原党组书记罗成琰先生。当时刊物既缺人手又缺经费，我邀请沈念梓、刘起林做兼职编辑，后来陈善君、欧娟、唐祥勇相继进入编辑部；办刊经费则靠拉赞助来弥补。为了加大对本土作家艺术家的研究力度，我们开设了“今日湘军”栏目，先后访谈了唐浩明、阎真、朱训德、彭燕郊、李元洛、何满宗、向本贵、凌宇、谭谈、白诚仁、王跃文等作家艺术家。到唐浩明老师家里去做访谈是我和沈念梓去的，约了几次才定下时间，访谈中唐老师的情绪不太高，结束时才知道唐老师的父亲在台湾仙逝了，他想赶去台湾送别父亲，但台湾当局不给入境许可，哪怕从香港转机也不让，这让唐老师陷入莫大困境；我们则十分难过，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唐老师。到白诚仁老师家里去做访谈是我和欧娟去的，白老师习惯晚上工作，抽烟抽得很厉害，我带了好几包烟与白老师一边抽烟一边对谈。白老师是四川人，当时汶川大地震刚过，想到家乡人民在受难，白老师的情绪激动难平，数次掩面哭泣，访谈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才完成。去彭燕郊老师家里做访谈有欧娟、唐祥勇等人，书房本来不大，四周的书刊堆到房顶，我们人又多挤在屋子里怕彭老师身体吃不消，原计划访谈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彭老师一谈起诗歌仿佛回到了十七八岁，他记忆力非常好，思维严谨情绪激昂，身手敏捷从书架上找来诗刊，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临别时他还兴高采烈送我们到门口。办刊是为他人作嫁衣，嫁衣做成了一线品牌，我们便快乐于其中。几年后，《理论与创作》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我进入省文联做的第二项工作便是筹备成立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2002年12月，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开，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建国同志对成立评论家协会十分重视，专门给协会批了两个编制，还答应出席会议并讲话。建国部长读书多，涉猎极其宽广，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思考尤深。他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指出：“评论家要说自己的话，不要说别人的话；说让人能懂的话，不要说云里雾里的话；说新鲜的话，不要说陈词老调；防止出现骂杀和捧杀两个极端。”他讲了大实话，实话比套话永远更具有生命力，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话对今天的评论界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首批87名会员欢聚一堂，罗成琰书记当选为第一届主席。会议气氛融洽，大家喜气洋洋，湖南文艺评论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
20多年前，我怀着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加入了湖南省文联这个温馨的大家庭，最为开心的就是能够朝朝暮暮与文学艺术相依为命；八千个日夜染白了我的黑发，但初心难改，我坚信与文学艺术相依为命是值得一辈子不离不弃的。
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空间的火把。人类在从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精神中最闪亮的火把，它给人类成长以方向、力量和温暖。当人们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的时候，这个火把是对个体生命质量的照亮，增加了生命的高度、长度和温度。文学艺术让我们对世界、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又给了我们前行的正确方向，给了我们理想、信仰、希望和未来。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历史，文学艺术丰满人们的精神空间，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