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学犹如一个浓妆华艳的美女，对于喜欢天然淡雅或者端庄纯洁的人来说，容易遭到“嫌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之大赋、六朝之骈文，与唐之诗宋之词一样，都被文学评论大家王国维推崇为“一代文学之胜”，但前两者所获得的重视远逊于后两者。因为从政治、道德的观点看，大赋、骈文容易被贬斥为文字技巧的浮薄炫耀。而在当下，大赋、骈文也因为缺乏纯文学研究者所认为的“抒情本质” ，而仅能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占据一个小角落。但在笔者看来，当今我们仍有必要深入总结汉魏六朝文学所创造的美学特征，让其重新丰富和鲜活起来，进而揭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
汉魏六朝文学的审美特征
首先，富有时代特色的主题之美。汉魏六朝文学有三个相当突出的主题。一是个体与家国的纠结。汉代铺张扬厉的大赋，讴歌着大一统国家的恢宏气势，体现着对国家的强烈认同，但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设论体创作传统，却表达了士人在专制皇权增强趋势下的压抑感。魏晋文学以个体性抒情开创一代新风，而至南北朝后期以庾信《哀江南赋》、颜之推《观我生赋》为代表的作品，却又以一种悲怆深沉的方式，深情描绘着个体与家国乃至民族的再一次深度融合。二是富有理性思辨色彩的忧生之嗟。自汉末至南北朝，持续的战乱与政权更迭造成生存环境的极端不确定，迫使作家们对生死进行深入思考，因而形成独特、持续的“终末”书写主题。三是隐逸与山水。政治危机与社会动乱驱使士人隐居于山林，并进而在山水中发现美感。左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等诗句，非常典型地代表着这两种主题及其密切联系。
其次，以悲为美。王褒《洞箫赋》中“知音者乐而悲之”一句，指出悲哀的音乐却能引发审美愉悦，明确地揭示了这个时代对“悲美”的偏好。嵇康《琴赋》概括汉魏乐器赋的创作模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被誉为五古最高典范的《古诗十九首》，则以“意悲而远”、“惆怅切情”为根本特征。
此外，还有对形式美的极致追求。汉代大赋以极端繁复精致的修辞而著称。萧统《文选》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萧绎认为“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才有资格称为“文”，缺乏这些辞藻、声律要素的作品则只能称为低一等的“笔”。刘勰《文心雕龙》以“雕龙”作书名，强调文章的辞藻要如同雕镂龙的花纹一样华丽。可见，无论是作家创作、文选家选文，还是文论家对文体的辨析，都把文采放置在最突出的位置。
汉魏六朝文学的历史影响
汉魏六朝文学不仅自身取得独特的成就，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仅推动中国文学的美感转型，而且为唐代文学创作、后代文学批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鲍照曾经对谢灵运、颜延之两人的诗风下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精当评价，他认为谢如“初出芙蓉，自然可爱”，颜如“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前者胜于后者。这两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贯穿着整部中国文学史的两种美感类型，而认为清新自然之美胜于错彩镂金之美，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追求，明显是受此影响。
汉魏六朝对唐代诗文的影响尤其深远。近体诗的高度成熟是以对偶和声律为前提的，这两者在汉魏六朝都得到充分的发育。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等，已经是“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与逸韵俱发”了。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夫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四六宗匠”，足见对偶技术在六朝之高度纯熟。“永明体”以声律论为核心。沈约、谢朓诸人利用新发现的汉语的四声，制订出“前后浮声，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声律搭配原则，并总结出应该避免的“蜂腰”“鹤膝”等声病。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使掌握音节调配的规律和自觉进行音节搭配成为可能，为近体诗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从整个唐代诗歌看，正是汉魏的风骨、六朝的形式技术以及北朝的刚健气质，三者的融合才造就了“声律风骨始备”的唐代诗歌。唐代之文，则直至唐末，仍然如同汉魏六朝之一样，以对偶、声律、用典、辞藻四要素的骈体语言美为标准。至于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虽以反对骈文相标榜，但其实正如清代刘熙载所言，“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魏六朝，便没有唐代诗文的辉煌成就。
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也取得高度成熟，为后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基础。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扬雄的宗经复古说、班固王逸的楚辞批评，都影响深远。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尤其令人瞩目，形式多样、内容深广。曹丕《典论》是我国第一篇专题论文，陆机《文赋》第一次对整个文学创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刘勰《文心雕龙》则更为体大思深，对当时所涉及的重大文学理论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并构建了包括本质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批评论在内的完整文学批评体系，代表着古代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准。文学选集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萧统《文选》确立了选集的编纂体例，成为历代影响最大的典范之作。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2年“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类课题“汉魏六朝礼仪文学与礼制语境研究”（编号：2022QGRW05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