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诗歌在历史上结伴而行，一路催生着文化故事与人间传说。历史上的大诗人很多也是出色的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等，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后世书法楷范，堪称诗歌与书法结缘的奇迹。若从诗歌与书法的“共象”或“互象”出发，说中国书法美在诗意，中国诗歌美在书法，并不为过。缺少了诗意的书法，自然缺少性灵，缺少诗性逻辑想象与精神作为的空间；缺少了书法造型艺术的诗歌，也是干瘪的语言堆砌，没有了飘逸与浪漫。因此，诗歌与书法彼此相依，又彼此融合和碰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放异彩。

　　要赋予书法以生命形式，就必须与诗歌进行互动，共享诗歌中的意象之美，用诗性智慧升华书法的生命力。诗性智慧属于文化人类学概念，中国古代书论中以己度物、以人喻书，就是浸透了书法生命化和人格化的思考，彰显出文化人类学背景下书法所摄涵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审美观念和艺术精神——这些都是人类特有的诗性品质和书法艺术的本质力量。诗歌与书法，在彼此的隐喻中，又成为彼此的隐身，彼此寻找着新的生机与动力，换一种说法，书法在历史的发展中比其它传统艺术更接近于诗歌。

　　诗人王爱红对书法与诗歌的这一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写诗，也写书法，且二者成就皆不凡。偶尔的画画，属于诗歌与书法之间的一种补充。他对诗歌、书法乃至绘画的共性认识，都是抵达事物本质的，在人的身体内寻找着一种精神指向，建构起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灵感相似性，也即是，使笔下物事具有人类的“内感觉”和“内意识”，通过笔墨的浸润、情感的侵入，将自我体验模式积淀为人类的“一种普遍倾向”的思考，因而写出的诗，虽然短小，但有生命力，给人以“活在世上”的感觉；写出的书法，融入了“万物有生”“万物同形”的精神理念，是一种人格化的生命艺术载体。尤其王爱红的草书作品，大有“细筋入骨如秋鹰”之感，这是苏轼称赞颜公的一句妙诗，千百年来流传不已。当然，在书法与诗歌之间，达到文本与形象上的对话关系，形成互文性，这是永无休止的抵达之美。在这条路上，只有勇力的穿越、奔赴，永不停息地思考、前行，才可能抵达艺术的真核位置，成为这种互象的坐标。

　　在诗歌与书法之间，王爱红一直探寻着嫁接二者的关键词：互象。互象所追求的正是两种意象之间的彼此相似、彼此象征、彼此隐喻。以前人们认为“意象”仅属于诗歌，这是远远不够的。书法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就是线条组成的画，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演变为汉字书法。因此，书法从汉字的原始阶段就是一种“意象”，是由人们根据主观意志创造出来的符号，在艺术表达过程中，它构建为“形象的形象”。这也就是现代学术术语“互象”的根本含义，一个物象因为表现自身的需要，因而处于与其他形象的关系之中。王爱红的书法与诗歌之间，就体现出这种艺术创作的“互象”，书法与诗歌通过彼此的文本表现，在更为深层的形象关系中建构了一种新的“互象”——形象是以纸本为界，但“互象”由多个形象的交互作用而形成之后，没有了纸张笔墨的空间界限，而直接在读者（观者）心中创立一个广阔的形象世界和精神视界，书法作品因为诗意的凝结，此时它已变成具有逻辑性的系统图式。因此，打通书法与诗歌之间的界限，“互象”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词，也是我们对诗人王爱红的另一种读法。

　　法国思想家克里斯蒂娃说：“所有文本都有互文性。”书法与诗歌作为文本，必然具有“互文性”，这也是产生意象的“互象”之后应有的效果。任何一个形象，如果失去了与其他形象的关系时，就变得简单而乏味，经受不住读者（观者）的探问与思考。王爱红书法与诗歌的“互象”现象，使艺术作品摆脱了形象的所有钳制和时间顺序，在新的空间生成图像间性，也使其“意象”表达上具有新的语义或哲学的可能，值得人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