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是昨天的历史、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
十年来，中国艺术学在前辈学者的代际耕耘下满盈芬芳，《中国艺术年鉴》《中国艺术学年鉴》随之积淀记录，以系统、详尽、准确、权威为原则，记述着每年度中国艺术的重要时事和学术进展。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编辑部承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协办的“《中国艺术年鉴》《中国艺术学年鉴》发布会暨主题论坛”举行。在以“中国艺术发展十年回顾与艺术史书写”为主题的论坛中，与会专家围绕我国新时代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十年、艺术学“升门”后学科大发展的十年与《中国艺术年鉴》《中国艺术学年鉴》十年编纂历程的相互映照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传承文化发展脉络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高度重视资料搜集、整理与编纂的国家。方志编修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发端。新中国成立后，以年鉴形式记录学术史始于《世界经济年鉴1979》。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年鉴工程，将这项事业推向新高度。“今天我们已成为年鉴大国，综合国力上升是其中密钥。为什么打造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因为这是负有殿堂职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崇高使命。如何让年鉴被广泛应用？关键在质量。学术年鉴只有成为经典才能留在读者书架上，而提升质量要汇聚高质量学术文章、重视图片，还要开发更多数字产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鉴与文摘分社社长张昊鹏说。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以“鉴”方能获“明”，所谓“照物取义”。年鉴不仅是记载，更是评述，是对新时代我国文化艺术实践的思考和把握。
2013年，《中国艺术年鉴2011年》卷出版；2017年，《中国艺术学年鉴2011-2013》出版，分别为国内第一部艺术专业和艺术学学科领域的全门类综合性年鉴。《中国艺术年鉴》立足学术考量，侧重艺术创作，汇集了我国各艺术门类、各艺术工作领域的重要艺术信息，优秀作品和工作动态，系统呈现年度艺术发展状况；《中国艺术学年鉴》通过概要系统反映年度艺术学各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发展方面的新变化、新观点和新成果等信息，全面记录和呈现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整体状况及所取得的成就。两部《年鉴》已成为我国艺术专业领域重要的工具书。
作为《中国艺术年鉴》首任主编，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表示，年鉴是时代记忆的印记与思考的结晶。如今看到两部《年鉴》的卓越发展，他欣然带领大家回顾创办之既往——早在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成立了《中国艺术年鉴》编辑部，在正式开展“年鉴”编纂工作之前，汇集了院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并集中院内优秀中青年编辑制订了《年鉴》宗旨、文献遴选标准和编辑原则等详备的方案，为年鉴的编纂出版做了铺垫性的基础工作；2016年开始，该编辑部承担的院级课题《中国艺术发展研究年度报告》也由先前的子课题分别发表，发展为结集出版，成为高端文化智库的重要组成。如今的年鉴编辑部已成为“艺术信息月报”“艺术年鉴”“艺术学年鉴”“艺术发展年度研究报告”四位一体的智库型年鉴。由此可见，年鉴编纂这项艰难的工程，在众人携手探索、跋涉、开拓的年轮中，正展现新的发展面貌。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副总编辑赵怀志所说，两部《年鉴》兼具权威性、史料性、学术性、典藏性，忠实记载中国年度艺术信息和重要理论研究成果，全面、系统、规范，是全国性艺术“志书”的代表。这两部《年鉴》为活跃艺术创作、凝聚专家力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为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了权威的参考，是中国年鉴界服务中国艺术高质量发展的一面旗帜。
展现艺术发展新貌
随着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实践发展，中国艺术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纵深空间。从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到2022年艺术学学科进行重大调整步入发展新轨，年鉴正好是这一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作为长期从事民族器乐演奏艺术的实践者，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会长吴玉霞对两部《年鉴》格外关注。她认为，两部《年鉴》既有对现实成果的客观记录，也有对未来发展的全面展望，对中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例如就民族器乐表演艺术而言，演奏者大多会关注技术技巧以及作品音乐的性格、风格特质的描述及演绎。而如何从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思辨，使作品诠释出深刻的内涵意蕴，学术意识的建立和全面的理性归纳显得格外重要。两部《年鉴》则是一个助力艺术家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维有机融合并反馈于创作实践的有益渠道。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赵卫防认为，两部《年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智库，同时在“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助推作用。但从电影电视方面来看，现在两部《年鉴》中收录的电影电视作品数量较少，不能全面地呈现全年影视业的创作水准，建议以后增加收录作品，全面展示。
两部《年鉴》覆盖艺术学全门类，体现出史论合一的特点。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方晓风看来，作为其内容之一的设计学发展迅猛且内容庞杂，为编纂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他建议两部《年鉴》扩充信息来源，重视设计学的实践属性，纳入更多类型的成果。同时，结构上可参考“三大体系”来建构框架。在成果传播方面可考虑简繁分层，兼顾专业媒体与社会媒体，也可以在成果发布上建立联动机制，以期取得更多关注和更好的社会效益。
“从以前的‘六艺之学’演变至今日的数字艺术，我们应把中国传统学术空间打通，再看当下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项阳表示，现在艺术学作为门类学科，要把传统和当下新创等所有门类艺术涵盖其间，应在艺术类分基础上探索其共性和特性，显现交互性与整合性，而不应仅是各自表述。如此使学科价值真正提升，为人文学科提供艺术学的学科经验，使年鉴意义真正得以体现。
以匠心构筑未来
全面性、准确性、真实可靠性是对于年鉴编纂资料来源的基本要求。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谈及两部《年鉴》的体例时表示，既要有一贯性，也要有调整和创新；既要以学术研究反映一年一度的艺术、艺术学发展成果，又要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嬗变性的深层规律和逻辑。
而对于年鉴编纂工作者的要求也随之提升——要兼具学术眼光和战略眼光。史料和文献的考证意味着编写者平时孜孜以求的追索，奔波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在现场沉浸式的体验和观察。“史识水平的高低、判断的准确性和令人信服的程度也是编纂年鉴的要求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李树峰表示，年鉴除了蕴含学术学理能力，还有公信力。公信力来源于实事求是，来自于长年累月对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的秉持。“虽然每个人的学理能力有限，但相信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艺术界各个门类以及艺术学本身的发展。”李树峰说。
随着《中国艺术年鉴2021》和《中国艺术学年鉴2019-2021》的出版，两部《年鉴》已各累计出版十年卷本。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从立体的资料库、积极的当下导向、更好地服务未来三个方面对两部《年鉴》进行评介。对于这个兼顾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储备宝库，他提出可以利用当下的技术手段使之更加多层次化、立体化，比如实现电子化、可检索化，让两部《年鉴》在学界提高知名度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将其价值发挥得更加透彻、充分。
“过了这一个秋天，编辑部就已成立18个年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编辑部执行主编吴昊说：“年鉴于编者，不是简单的资讯汇集，而是匠心成就的作品。只是这个作品不可如艺术创作一样张扬个性，而是需要对大量艺术事象进行理性而审慎的研判、总结和分析。正是这份匠心和牵萦于心的情怀，激励着年鉴编辑团队不断追求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