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在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得知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故事，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参与到‘飞虎队友谊学校和青少年领袖计划’中来，迄今已有近500名飞虎队老兵和数百名老兵家属到访中国，我感到很高兴”。同时，习近平主席还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谈起飞虎队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位老人，正是因为他，我们党和飞虎队进步成员才真正建立起联系。这位老人就是今年已经109岁的“中国当代文坛常青树”马识途先生。20世纪40年代，马识途正在西南联大从事党的地下革命，那时的他负责党支部和学生工作。但在1944年，他还开始从事一件极有意义的“国际外交统战工作”。
1944年，因一个偶然机会，马识途在昆明与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迪克和莫里斯成为朋友，并开始建立一条“国际统一战线”。那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马识途去昆明南屏街逛书店。那一带恰好也是美国飞虎队成员周末常去的地方。当马识途正在书店翻看一本苏联出版的英文文学杂志时，美国士兵迪克和莫里斯走了进来。他们在书店转了一圈一无所获，后来就问店员这里有没有介绍中国华北抗战的书。店员不懂英语，无法与他们沟通。恰在这时，这两个美国士兵看见马识途正在看一本英文书，便转身问他。马识途机警地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便轻声用英语对他们说：“这样的书，在这里是没有的。就是有，你们也看不懂，因为都是中文的。”这两个美国大兵很失望，正准备走出书店时，马识途追上去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倒可以为你们提供服务。”美国士兵非常高兴。那天，马识途带迪克和莫里斯去了一个中国茶馆喝茶。他们边喝茶，边聊天。马识途认真地给他们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的英勇抗战，这引起了迪克和莫里斯极大的兴趣。他们告诉马识途，这些是他们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们想知道更多有关中共抗战的细节。马识途“趁热打铁”告诉他们，自己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有很多年轻朋友，他们能讲更多细节。这两个美国士兵很高兴，表示希望能尽快见到这些新朋友。回去后，马识途便与党支部成员何功楷研究了这个新情况，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好机会，通过这条战线他们可以将中国真实的情况告诉美国民众。很快，他们将这个情况上报云南省工委。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不久便指示他们可以建立这条“国际统一战线”，并建议他们扩大美国士兵的统战范围。在马识途之前， 1943年深秋，西南联大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干事李储文在昆明圣公会主教举办的派对上也结识了两个美国空军军官贝尔与海曼。
在云南省委的领导下，1944年下半年开始，以马识途、李储文为核心的中共云南省委国际友谊工作小组逐渐形成。除了马识途、李储文，西南联大英文较好的进步学生张彦、许乃炯、周锦荪、涂光炽、何功楷、吴明等10人也参加其中。飞虎队成员除上述4位外，还有埃德尔曼、佛曼和莱西等近10人。此后，大约两周他们相聚一次，这些美国士兵慢慢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真实的抗战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与追求民主的主张。有一次，这些美国年轻人热情地邀请马识途、李储文、张彦等中国朋友到昆明美国军营去讲演，为他们的战友介绍华北抗战情况。这次演讲很成功，效果非常好。就这样，马识途、何功楷、李储文、张彦等人与美国飞虎队成员贝尔、海曼、华德、帕斯特等人建立起一条稳定的“国际统一战线”。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12月，日军前锋已打到贵州独山，云南形势日益严峻。马识途领导的西南联大地下党让张彦连夜骑自行车赶到美军巫家坝营地，告诉他们的美国好友，日军已开始实施“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联大同学准备撤到云南游击区跟日本人打游击。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飞虎队成员听后，竟表示：如果日本鬼子进攻云南，他们就不跟美军撤退，在技术上支持联大的学生一起到农村去打游击！
为了让国际社会、美国民众及时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马识途等人积极组织西南联大进步学生为飞虎队翻译中国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并通过后者将信息传播至美国。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发表时，西南联大党支部只有一份油印本，张彦等人便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以“接力长跑式”的口译完成此书，飞虎队员则很快将其记录下来并以家书的形式将之即刻发往美国。在“史迪威事件”中，双方也是紧密合作，迅速翻译《攻错集》，秘密出版发行，及时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阴谋，在中国及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美国飞虎队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贝尔、海曼和埃德尔曼准备要回国。当他们听说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要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他们“异想天开”地对昆明的朋友提出：路过重庆时，他们很想认识一下这位中共领导人。很快，他们的想法通过李储文反映到了中共南方局。周恩来收到这条消息后，极为重视这个提议。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提高中国共产党国际地位、寻求广泛国际合作与支持的好机会。1945年9月16日下午，周恩来安排这三位美国大兵到红岩村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身着白布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当看见他们汗流满面时，毛主席立即将手中的扇子递过去。看见他们胸前挂有照相机，毛泽东诙谐提醒道，太阳快下山了，如果你们想照相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于是，他们在靠近办事处大楼左边的两棵七八米高的芭蕉树前，和毛泽东、乔冠华、龚澎等留下了一个珍贵的镜头。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地设宴款待他们。三个美国飞行员将自己带去的几条美国香烟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香烟，还风趣地说：“你们送了几条，赫尔利却只送我一支美国香烟。”
席间，三位美国士兵将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泽东，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持。临别时，毛泽东赠给他们一套十二幅版画作为留念。贝尔在自己的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次见面。他称毛泽东“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他眼中的周恩来“是个五英尺四寸的壮汉子，我喜欢他那有力的握手。他真诚，英文讲得相当好，穿着举止都很有风度……他们都如此真诚、幽默，而且是那样地由衷啊！……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海曼则回忆毛泽东“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中美断交，马识途和他的飞虎队朋友没有再来往。上世纪50年代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这些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深厚感情的飞虎队成员在美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海曼曾将自己与毛泽东的合影放在皮夹里，不久这便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一天，联邦调查局派人到他家，要对他调查谈话，海曼毫无惧色地站在门口，大声地抗议：“根据美国的法律，你们私自闯入民宅是违法的！”贝尔为了保存与毛泽东的合影和其他照片不受损害，只得将它们埋在地下。他们有些人还上了美国政府黑名单，这直接导致他们很难找到工作，生活一度十分窘迫。海曼后来告诉自己的中国朋友张彦：“我们当时经受一段时间的困难，但是我们始终怀念中国。”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以后，他们的际遇渐渐得到改善。
中美关系逐渐解封后，1972年、1976年，贝尔特意两次来到中国寻找当年的好朋友，第一次因没有任何线索寻找无果，第二次因为在上海偶遇李储文而再次与中国的朋友逐渐建立起联系。不久，海曼在美国报纸发表回忆文章，谈起自己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的往事，在文中他还特意放了一张当年的合影照片。随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失去联系三十多年的老友再次有机会见面。1983年，贝尔专门到成都拜访老友马识途。为此，马识途特意作《美国友人贝尔来成都》诗一首以示纪念：
三十五年弹指间，
今朝相晤尽欢颜。
昆明往事说难尽，
锦里情谊道不完。
已许青春消祸乱，
仍奉中美弭战端。
成都从此挥手别，
纽约何期杯再干。
2004年是马识途等人与飞虎队成员相识60周年，马识途、张彦、帕斯特早早便联系，相约在云南昆明相聚，庆祝他们长达一个甲子的友谊。9月17日，当马识途、张彦和坐着轮椅从美国赶来的帕斯特在大观楼前再次见面时，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老泪纵横。那天，马识途激动地挥毫写下七绝诗：
三个老头重相聚，
六零年后话沧桑。
二○○八犹期许，
北京再会希勿忘。
在相聚的五天中，三位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当年曾活动过的每一处地方寻找旧迹，还拜谒了中国政府为纪念飞虎队员而建的驼峰纪念碑。告别时，三位老友依依不舍地相约2008年在北京再聚首。可惜帕斯特回国后不久，2008年1月便在睡梦中去世。他们在大观楼许下的这个约定今生再也无法实现。
2016年6月16日下午，飞虎老兵迪克·帕斯特之子迈克尔·帕斯特偕夫人爱乐·帕斯特及飞虎老兵格伦·本尼达之子爱华德·本尼达、爱华德·本尼达之子若斯华·本尼达，特意从美国飞到成都看望自己父亲的世纪老友、已经101岁的马识途先生。他拿出2004年马识途与帕斯特在昆明见面的照片，回忆往事。在这次见面中，三位飞虎队成员的后代表示自己要代父亲将中美这段朋友情谊继续传下去，并为美国人民讲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美好交往。
为了记住这段历史，2014年4月19日，已经百岁的马识途深情创作了一篇名为《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百岁老人的呼吁》的文章，该文于2014年5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文中开篇处，马识途写道：“我也有一个梦，一个做了近半个世纪一直没有实现的美梦。做这个梦的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几个中国人想和我一同圆这个梦，甚至还有几个美国人也想圆这个梦，一个歌颂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梦。可惜的是一块做梦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经受不住时光的折磨，大都先后去世……”他把自己的这个梦称之为“飞虎奇缘”。他希望把歌颂两国人民友谊的这段“飞虎奇缘”搬上银幕，也许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提供一点正能量。
再过两个多月，马识途先生即将迎来自己的110岁生日，衷心希望他的这个梦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