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和秦朝初期，文字形体众多，诸如后世称之甲骨文、鸟虫书、蝌蚪文、龙蛇书、凤书、禽书、雷书、云书等。唐韦续在他《五十六种书》中说：“少昊金天氏，作鸾凤书，以鸟纪官，文章衣服，取象古文。”“蝌蚪书者，因蝌蚪之名，故饰之以形，不知年代，或云颛顼高阳氏所作。”可见文字早期取象会意，大多随体诘诎，并无相对规范的主流形体。至秦汉，形体经过数百年整饬激荡、折冲离披，文字已相对固定成篆、隶、草、行、楷五体。但随后1700多年逝去，文字再没有繁衍出新的形体。

　　“基因”同质，削弱形体再生能力

　　任何一种文字形体，皆以点线为构成要素、以匀称平衡为构成原则。甲骨文表面看，似乎不够规整，竖向排列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有些文字因满足甲骨形体的需要，形体还着意呈现不规则的崎岖弯曲。但细观每个甲骨文，形体都力求匀称平衡，有着明显图案化倾向。这种图案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点线具有强烈秩序感。线条与线条之间，讲究呼应、连断、收放，表达参差、错落和疏密效果。后期繁衍出来的篆文、隶书、楷书，均遗传这些基因，形体上虽然多有变化，但仅局限于点、横、竖、撇、捺等点线微观变化，宏观形体上匀称平衡等原则，始终没有变异。正如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对文字诸体说：“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就是楷书，其繁衍而成实质上不过也是对汉隶一场“简单革命”，放大汉隶方折笔画，并将扁型转为方型。篆、隶、楷等相同相近的基因属性，大大降低了新形体繁衍再生能力。

　　“笔意”登场，削减形体再生动因

　　汉蔡邕《九势》中说“笔软则奇怪生焉”。笔墨书写于纸帛，点画形质魔幻出万千气象。点画丰富的形态，一定程度上大大消减文字形体再生的动因。对于书家来，笔墨实践已足够容纳、表现出书家心中欢畅与块垒。书家精力更多倾注于笔墨提按使转，开始将大量精力用于笔法与墨法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不再专注于文字形体本身的变革与异化。隶书正是因笔墨使转不同繁衍而成。笔法上，篆书用笔迂回盘曲，圆整周到，但费时费力，而隶书用笔化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大大减省书写时间。笔法不同导致隶书线条更为丰富多姿，提按、转折基础上还出现波挑、藏露、疾涩等新视界。同是隶书，因笔意运用不同，《曹全碑》《礼器碑》显得意态端严，《张迁碑》《鲜于璜碑》显得浑厚雄强，《西狭颂》显得舒放雍容。文字形体理想化，就是既有艺术性，亦有实用性，隶书笔意使转与提按，促使两者实现有机融合。而这些新的追求，在书家心中远比安置、变化文字形体更具意义，繁衍文字形体对于笔意运用来讲已是雕虫小技。笔意被重视，不经意间将文字形体繁衍动因“支点”变成了“终点”。

　　“创设”完美，减少形体再生空间

　　艺术学上认为，艺术种类交融互补或碰撞出新的艺术，多数情况下，种类自身有着对外交融的窗口与平台，不够完美的艺术求得与其他艺术交融欲望更为强烈，而完美艺术恰恰会形成相对孤独的封闭结构，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交融载体，同时自身多数也拒绝与其他载体发生互动。秦繁衍的小篆形体已达极致，就形成相对封闭的结构，难以与其他文字形体产生碰撞交流。秦小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规范文字的产物。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可见小篆系由籀文大篆繁衍而成。李斯等在籀文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在设计层面大力削弱象形意味，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基本上消灭各地文字异行现象，大大减少书写和认读困难。其精心创设，一是定格于长方形，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大致比例为3：2左右，符合黄金律视觉要求。二是线条圆劲均匀，笔画横平竖直，粗细基本一致，所有横画和竖画等距平行，所有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使转圆活，富有奇趣。三是平衡对称，不仅左右上下对称，而且字局部形体对称、圆弧形笔画左右倾斜度亦讲究对称。四是上紧下松，大部分字主体部分在上大半部，下小半部是伸缩垂脚。这种极致的形体表达，登峰造极，令其他书体望而生敬。在繁衍力上，反而使其进入板滞窘境和封闭囿地，很难与其他书体再行兼容融汇。

　　“崇古”情结，淡化形体再生力量

　　书法艺术有着浓厚“崇古”情结，“崇古”就是尊崇先贤书法形体、法则与风范。一部书法史就是尊崇古法、古制的历史。书法具有即时性，所有作品皆是不可复制之艺术，也缘起旧时书作因与当时保持一段距离，这无疑增强书家回归古典的心愿。文字五种形体产生后，书家的技能多表现为亦步亦趋式临摹与仿制，对此，书家面临两难窘境：一方面希望创新，但创新有个社会认同过程，难以一时取悦于当世当代。另一方面，熟悉的技能、熟悉的面貌，易产生审美疲劳，这些也刺激书家回归古典，追求篆、隶等那种质朴的形态。纯真、质朴、不造作，这也是书法的内在要求。书法喜欢“向后看”“向更久远的后看”，一定程度上淡化形体再生的力量。

　　“主体”张扬，弱化形体再生基础

　　魏晋之后，随着人性复苏，书家主体得到充分尊重。艺术自身价值一旦发展到不再被客体所控制，而转移到创作主体人的时候，客体往往不会成为中心与重点。魏晋之后，书家品藻盛行，重人品与书品，文字形体繁衍就不再是最重要的事件。

　　晋王僧虔《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文字形体在此时，只是表达笔墨“形式”，书法通过这个文字“形式”，以显示技能工夫、生命意趣、精神境界，目的就是让这个“形式”能够如蔡邕《笔论》所说“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书法以特有文字“形式”展示书家主体本质力量。书家不仅以自己本质力量来谋求生存发展，凸显个人价值，亦为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审美的法则，引导社会文艺思潮。书家主体意识的高扬，自然成为文字形体繁衍力失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