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对历代书法风尚的一个综述，这是基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表现在艺术上的审美特征而做出的论断，这一观点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准确性而被后世认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同样，一个地域也有一个地域的特征。历史上，不同地域因文化、风尚及人文的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如艺术史上著名的“吴门书派”“扬州画派”“浙派”“松江派”“岭南派”“娄东派”“武林派”“京江派”“虞山派”“常州派”“海派”等就是如此。秦汉时期不同地域出现的不同风格的简帛书，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和阮元提出“南帖北碑论”也都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主要依据的。当代“中原书风”“中原画风”“江浙书风”“巴蜀书风”“黄土画派”等也是如此。

　　洛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与核心，河图洛书在此诞生，儒、释、道、玄、理的思想肇始于此。十三朝古都，著名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曾云集此地，谱写华彩篇章，左思一篇《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张衡发明地动仪，蔡伦造纸，马钧发明翻车……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和河洛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源头，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特的山水人文造就了洛阳人质朴、厚重、坚韧的性格，表现在书法、美术等艺术形式上，便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独特审美特质。

　　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和大量篆隶碑帖成为当代河洛书风的核心；以千唐志斋所藏1000余方唐人墓志楷书被重新认识与接受，并成为河洛书风的重要一翼；河洛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书法遗存赋予了洛阳书法家与生俱来的雄强质朴、厚重稚拙的风格基因。近些年来，逐渐形成了极具地域特征的“河洛书风”。

　　同样地，夏商周以至秦汉，汉代绘画，魏晋造像，隋唐五代圣手频出，两宋名士汇聚，艺术人文汇融于河洛故土。河洛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美术遗迹不断地滋养着洛阳的美术家，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山势奇峻的洛阳山水，也为“洛阳画风”的形成提供了天然的基因。从本质上讲，“洛阳画风”与“河洛书风”有着同样的审美内质，都是构筑在厚重河洛文化基础上的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并且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彰显洛阳深厚的底蕴和多样的风采。

　　一般来讲，从大美术的角度出发，不管是书法还是美术，一种地域风格或者一个地域派别的形成，都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具有相对稳定、统一，且有一定审美价值的风格特征和艺术主张。第二，有稳定的艺术组织或团体，且有一定规模和活跃度的参与人群。第三，有代表性人物。

　　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洛阳书法和美术目前已经逐渐形成具有显著特征的地域风格—— “河洛书风”和“洛阳画风”。这个风格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原书风、中原画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通的内质，但又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具体而言，就是雄强、厚重、醇正，质朴、博大、雅正的风格特征。但这只是“河洛书风”“洛阳画风”的外在特征。而如果说到二者的本质特征，我认为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即：取法的广泛性，传承的开放性，发展的包容性，理论的自觉性。“河洛书风”“洛阳画风”的艺术风格和内在特征，既有当今展览制度的影响，也有厚重河洛文化的滋养，更有洛阳市书协、美协和艺术团体的倡导。作为洛阳书法家、美术家，在厚重河洛文化的熏陶下，既有自身对书法、美术的自觉，也有潜意识中河洛文化基因的作用。龙门石窟、千唐志斋、古墓博物馆、商城博物馆以及民营专题博物馆等，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影响着广大书画工作者的艺术创作。

　　多年来，以洛阳市书协、美协为代表的文艺组织在“河洛书风”“洛阳画风”的形成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约雅集”“千唐志斋书画沙龙”“浦社沙龙”等社会艺术团体和组织对“河洛书风”“洛阳画风”的形成同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书法而言，在河洛文化的熏陶和展览制度的影响下，近些年来，洛阳的书法家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朝临夕摹，逐渐成长成熟，涌现出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书法家。李进学以魏碑行书墨海弄潮、金石声振，笔力遒劲；王鸣融碑于帖、碑帖相互见证，风格典雅厚朴、沉静端凝，又有一种浑穆之气；张焉如以魏碑为基础，化裁中国文字艺术的不同形式，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造像书”；陈花容诸体兼善，尤以草、楷为擅，形成了高古雅正的书风。近年来，以唐志为基的楷书创作奇正相生，也有非凡气象；刘灿辉的书法温润典雅中饱含苍茫之气，含巧于拙，颇耐寻味；刘聚森以草、篆、隶为主，风格奇崛醇厚，颇具规模；张东辉的书法质朴崛奇，奇而不怪，自由多变，更多的是对心性的表达；王鸿斌以明清为法，草书楷书均有不俗表现，风格恣肆开张，圆浑苍厚；此外还有一大批在中国书坛活跃度颇高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各自的书法之路上左突右奔，成绩斐然，共同成为当前洛阳书坛的中坚。

　　不同于书法的是，美术创作不仅要“中得心源”，更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为万法之根源，心源即心之源、人之“性”，从心源出发，方能得物象之“真”，而非外在面貌之“象”。洛阳的美术家在厚重的河洛文化的熏陶和浓厚美术氛围的影响下，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掘自己一己化的“心之源”，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除了厚重的河洛文化的滋养，洛阳的厚重历史、奇山秀水、奇花异木对洛阳美术家的创作有着莫大的促进作用。广大美术工作者在洛阳美协的带领下，深入洛阳的山水丘壑，感受文化之博大，汲取自然之精华，领略造化之奇妙。最终表现在画面上的，便是一种鲜活、生动的气息。在此氛围下，洛阳画坛活跃着一大批在全国、全省颇具影响的美术家。他们以画笔挖掘河洛文明，表现洛阳山川，描绘洛阳人文。王绣以洛阳牡丹为题材，开小写意牡丹绘画新风，表现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雍容大度的盛世气概；文柳川的花鸟清秀雅正，笔墨氤氲，在酣畅淋漓、浑厚华滋中表现出洛阳文化的内质；侯震多以历史重大事件为题，场面宏大，极具叙事性，以厚重的笔法、沉雄的风格以及扎实的功底，刻画出洛阳悠久的历史和峥嵘的岁月；李建忠在创作中把西方现实主义和中国宋代山水画的意境相结合，并善于表现河洛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在不经意间把社会的变化融入其中，有一定的人文主义情怀；张建京传统功力深厚，笔墨语言鲜活多样，将洛阳的真山真水幻化笔端，入古出新，既厚重苍茫，又空灵幽远，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实力派画家；牛广德以抒情、写意的表达方式，在看似轻松、随意的描绘中，表现出自己对自然和人文的理解，由具象上升为意象，在水与彩的幻化中，显示出一种磅礴的别样风采；同时，新生代美术家们博取多思，蓄势而上，呈现多画种多风格的人文气质，凝聚为洛阳画风的精神内核。

　　无论是“河洛书风”，还是“洛阳画风”，都是当今洛阳艺术发展的一个过程，并且它们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它们是建立在厚重河洛文化和洛阳悠久历史基础之上，并在当今的洛阳文艺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应该是包容的、开放的，随着洛阳美术、书法的不断进步和革新，它们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都会随之而变化和完善。我们相信，“河洛书风”和“洛阳画风”一定能在当今中国艺术史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