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何以碰撞融合？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专场演出现场

　　不久前，苏州交响乐团演出的“华夏音乐节”之《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专场，是苏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昆曲与西方古典音乐形式伴奏的一次激情碰撞，是一次很好的跨界尝试。《牡丹亭·音乐传奇》是作曲家蔡东铧以西方形式与技法碰撞东方昆曲精华的探索和实验，首演后，已增删、修订6版，在国内外演出30余场。

　　《牡丹亭》中的11个经典唱段，将杜丽娘游春、感春、惜春、伤春、迷春、梦春的心理活动和心路历程展现得清晰细腻，春色与丽娘融为一体。苏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煜饰演的杜丽娘，得名家之传，演来娴熟自如，唱念做皆有相当好的功力，皆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展现满园春色之中丽娘美目流眄、春情萌动的心理状态，意乱情迷，细腻传神，大有“春色为丽娘、丽娘为春色乎”之感，只觉得唐诗宋词的意境到了《牡丹亭》中具体化为了丽娘梦春，人情境一体，歌舞、音乐为心绪之外化，心境与梦境相融，颇有庄生梦蝶之感。不过，若要从昆曲的配乐中，从小提琴、竖琴等西洋乐器的伴奏中寻觅江南丝竹那种软糯柔滑的水磨之韵、味外之致，就会发现还是差点意思。

　　传统的伴奏乐器二胡，本为胡乐也，唐时被称为“奚琴”的胡琴蔚然兴之，至明中叶以降，也有七八百年时光与中原、吴越文化慢慢磨合交融。而江南丝竹的重要载体竹笛更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从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大名鼎鼎，距今已有7800年至9000年的历史，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成为中华民族和江南丝竹的主要载体乐器，经过漫长岁月的磨合，自然与明代魏良辅汲取南北曲之精华在太仓南码头创立的水磨腔（昆腔）水乳交融。为了更好展现其魅力，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了改良，也对相应的伴奏乐器进行了革新，将原来南曲的主要伴奏乐器箫、管拓展为笛、管、笙、琴、琵琶、弦子等乐器一起伴奏，大大增强了昆腔演唱的感染力。戏曲音乐家张野塘还精心改制了北方的三弦，更定弦琴，使琴腹稍小而圆，使之更好地适应改革后的水磨腔演奏，三弦也成为了昆曲伴奏的主要乐器。因之，江南丝竹之音韵与丽娘之心意丝丝入扣、互融传神，并非偶然的神来之笔，而是历尽岁月磨砺，并且萃取南北曲之长的推陈出新，甚至是不惜改良乐器“削足适履”后的水到渠成，中国民族音乐和昆曲有自己的乐理。让西洋乐器及其音韵介入昆曲艺术，当然是可贵的跨界尝试，但西洋的乐理与乐器介入昆曲，离传统昆曲的意境与韵外之致尚有距离，毕竟，每种艺术样式都自有其内在自成一格的规律与本体性，打破各自本体性真正情韵意韵相融，就需要突破，要为适各自之“履”牺牲点什么，又要为相互神合滋生点什么，这是艺术规律。

　　其实，这方面的探索与思考不是现在才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有之。当时，被誉为“中国乐改大家”，研究归纳出中国乐理律吕体系，研制出“系列抱笙”的张子锐对以西方管弦乐思维改造民族乐队就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乐器的音色、造型、演技表情，就像是中国语言腔调的喉舌齿鼻唇发声器官和民族的肤色形体一样，不能被轻易取代。

　　无论是以西洋乐器介入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昆曲、京剧，还是以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介入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这当然并不绝对，不过，依托西洋乐器构思昆曲音乐时，必须以昆曲的乐思来统摄西洋乐器，还必须保持西洋乐器的本体自我特点，否则就只能让西洋乐器被动模仿中国乐器，而昆曲要适应西洋乐器，同样要在构思时去有意识适应西洋乐器的特点，方能因两者互融而产生新的境界。这是有相当难度的，但也许是昆曲寻求发展突破的一种尝试和途径。对此，苏交的跨界尝试是有意义的。

　　同理，国内民乐团用民族乐器来演奏西方古典名曲的，作为一种尝试，观众图个新鲜当然可以，但以中国民族乐器介入西方古典音乐，如果只是依样画葫芦的被动演绎，那艺术效果与西洋乐器原汁原味的演奏，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了。目前国内民族乐团以民族乐器演奏西乐曲目是经常性的，可以说是创新，抑或可以说别有风味，但每种乐器都是自有其本体艺术性格与规范，西方古典作曲家创作这些乐曲时，依据的是西方文化体系与艺术规范中的乐器个性，乐曲呈现出的艺术效果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演奏员对这些乐器个性的创造性发挥，作曲家、乐曲、乐器、演奏员、演奏是一个艺术之链，也是一个艺术整体，置换其中任一环节，都会使这个整体产生的艺术效果有所损折。所以，简单地以中国乐器介入西方古典名曲的演绎，无疑是简单粗暴的，艺术效果也可想而知。而根据中国民族乐器的个性特点，从乐曲构思入手，改编成适合中国民族乐器演奏个性的曲子，才是一种创造性的再创作，如此，才是中国作曲家及乐团合乎艺术规律对西方古典名曲的再创作与创造性演绎。这对中国作曲家和民族乐团而言，无疑是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