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长篇小说《滹沱人家》，我的灵感就来源于陆游的那首《小园》：“村南村北鹁鸪声，水刺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

　　最早读到这首诗时我刚入伍不久，第一次出远门，又年纪尚小，身在异地思乡心切。这首诗的意境不但引发了我感情上的强烈共鸣，更将我的乡土情结转换成诗意的呈现。这不就是我家乡春耕的生动写照吗？回响于村南村北的鹁鸪声，还有刚插上稻秧的似镜面般的水田，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八百多年前的诗人就是为我家乡河北正定而创作的这首诗。然而几年后我从部队回来，因为滹沱河断流，村南的泉水停止喷涌，自此被誉为“正定小江南”的秀丽景色便从世上消失。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那几年，还非常天真地期盼着泉水复涌，再现那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以及鸟翔鱼跃的水乡景象。这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之美，我想，这也是久存于我心间的有别于他人的“乡愁”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加深，我越发体悟到这首《小园》中那丰盈的意韵和蕴涵的人生沧桑，以及给人留下的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奥的生活哲思。每次想到这首诗，故乡的人事便清晰地浮现于脑海，甚至成了我与故土的一种精神纽带。

　　正定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上一直是府、郡、州、县治所，辽金时期还曾两次建为国都。一千多年的漫漫时间长河，为她留下了众多雄浑、绮丽的文物古迹，历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之说。作为京畿一大重镇，正定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素称“藏龙卧虎之地”，其中汉代为国家统一大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南越王赵佗，以及三国名将——被誉为“常胜将军”的赵子龙都彪炳史册。而历史文化的滋养，又让这块厚土文脉绵长，曾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诗词大家范仲淹就诞出于此；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就在正定度过，其代表作《墙头马上》在这里完稿并且首演。因为独有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正定自然而然就成为我国元曲的发祥地。当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于正定古城的贾大山又以《取经》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而一举成名，并且以精美的短篇佳构享誉中国文坛，成为新时期正定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正是正定的良田沃野，以及曾经的泉水稻香，让我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神奇与灵动；它和我的记忆相伴随，成为我文学创作的底色。而古城深厚丰饶的文化根脉，又使我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正是故乡对我的慷慨馈赠，我的生命与位于滹沱河畔的这块土地，已经紧密地联结到一起，成为一种和血脉亲情同等重要的情感。只有把这种心灵最深处的感情付诸笔端，才对得住这块养育了我又令我魂牵梦绕的热土。尤其是，我要让已经消逝的泉水与河流，在我的作品中永远流淌，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她独有的纯净与奇美，并且了解那几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如果还能引发人们对当今这个浮躁的商品化时代有所反思与警醒，则更令我感到欣慰。

　　当然，小说不光是景色描写和讲述故事，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人的命运不仅与自身性格相关，更与社会和所处时代密切相连。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性中的善良与自私、美好与龌龊、温暖与冷漠是永远存在的。我就是试图通过《滹沱人家》这部作品，围绕几户人家的悲喜人生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与关系的变化，对有关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品质、智慧与创造力进行开掘，以此来探寻与表现人性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情状与变化的轨迹。当确定了所写内容之后，就是如何寻找最合适与恰当的表达方式。文无定法，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在这方面我颇花费了一些心思。其实创作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寻找与发现的艰难过程。既不能因袭前人，也不能重复自己，犹如爬山攀岩，唯其艰难，才更富魅力与挑战性。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对生活进行精心提炼与升华之后，再通过想象与多年的生活积累而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生活中具体哪个人。回头再看自己这部作品，里面的人物都似曾相识，但又的确不是我老家的哪一位，可是，他们的生活背景就是我出生并长大的那个地方，在那条长长的“扁担胡同”，在南低北高的“阳坡村”，甚至，他们走过的每一条路，在哪块田里劳作，我都非常熟悉。小说的主人公李新运时常来村西远眺阳坡村的那个地块，也是我曾经喜欢光顾的地方。就像小说结尾所描写的场景那样，站在那里，我也生发过和李新运同样的喟叹，其中不乏对现实的诸多困惑与忧虑。

　　正因为小说《滹沱人家》倾注了我对故土深厚的感情，所以，当最后终于脱稿时，我心里像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正如花山文艺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梁东方所说，这于我是一种“人生的慰藉”。我和东方是因多次编辑贾大山的作品集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的，他的敬业精神与深刻敏锐的审美眼光，都让我十分敬佩与感激。此外，我还想用这部作品，谨向曾经扶持我走上文坛并且对我寄予厚望的恩师贾大山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