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双白／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中芭的创作拥有自己的辉煌历史，从《红色娘子军》到《祝福》《林黛玉》，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牡丹亭》，形成了文学性强、人物形象生动且着力探索中国芭蕾语汇的鲜明特征。更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在冯英团长倡导下创设的“芭蕾创意工作坊”，释放了年轻舞者的创作积极性，从而让中国芭蕾编导的新生力量不断茁壮成长。中芭这个转折点，对中国芭蕾创作的深远促进作用，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会看得越来越清晰。因此，抓青年编导人才培养，可谓厥功至伟。中芭能够为一个编导举办一台作品晚会，特别了不起！
中国的芭蕾创作，前期受苏联芭蕾影响很深。后来，在赵汝蘅团长的带领下，中芭与张艺谋、李六乙等著名导演合作，带来了全新的视野。纵观历史，中国芭蕾的成长开始于戏剧性芭蕾的探索，继而深入心理芭蕾创作方向，同时没有放弃交响芭蕾的实验。中芭的创作在这三大方向上不断努力，成果斐然。
我注意到，青年编导们的新作品，在交响芭蕾方面下功夫很多。就此我提醒年轻编导们要更加注意中国审美文化中诗意的提炼和表达，注意意境的创造。交响芭蕾创作当然有动机、复调等要素，巴兰钦的《小夜曲》等作品是全世界的榜样。然而，中国的交响芭蕾创作可以融入更多的中国特色，更鲜明的中国诗意，更深邃的中国意境，更丰富的中国交响化肢体语言。中芭的年轻编导们，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巨大的创作和提升的空间。
于平／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
《红色娘子军》奠定了“中国风格芭蕾舞剧”高峰的基点。此后，中芭的舞剧创作，续承“为发展中国风格的芭蕾舞剧而努力”的创作追求，在“三个节点”取得明显成效。第一个节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后推出了蒋祖慧编导的《祝福》和李承祥、王世琦编导的《林黛玉》。两剧虽切入方式不同，甚至创作观念也差异较大，但在注重“心理描写”上却又体现出创作追求的一致性，也体现出“后《红色娘子军》时期”中国风格芭蕾舞剧的新气象。第二个节点，是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中芭率先创作《大红灯笼高高挂》，数年后又推出《牡丹亭》，分别请张艺谋、李六乙跨界导演，编舞分别是王新鹏和费波；两剧都着眼于“跨界融合”，走出了发展中国风格芭蕾舞剧的一条新路。第三个节点，是本世纪10年代，即从《敦煌》到《花一样开放》，都由费波担任编导（张镇新参与了后一部）。两剧让我乐道的是“舞语创化”，也即前者的“敦煌舞”风格和后者苗族舞蹈风格水乳交融于芭蕾的特点和舞蹈技巧之中。而这，是发展中国风格芭蕾舞剧至关重要的一步。可以认为，对《红色娘子军》精神的薪火相传，就是要努力发展中国风格的芭蕾舞剧，而心理描写、跨界融合、舞语创化是我国芭蕾舞剧创作的“三级跳”。进入第三节点，即进入新时代以来，中芭舞剧以相对成熟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方法，在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中国风格的芭蕾舞剧正在中国现实题材的表现中大踏步前行！
郭磊／北京舞蹈学院院长
首先，中芭自建团以来一直守正创新，从《红色娘子军》《沂蒙颂》《祥林嫂》，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鹤魂》《敦煌》等创作，始终立足本土化，立足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东方文化结合，这点做得非常好。其次，中芭始终以国际化视野发展中国芭蕾艺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前，中芭几乎每年都引进国际团体来演出，不仅给舞蹈行业，也给北京人民了解世界文化提供了宝贵机会。而且，在这种与世界的交往交流中，体现了中芭的世界级水平，也彰显了其世界眼光。再次，中芭对年轻人的培养力度和取得的成绩非常值得肯定。这样的办团理念和意识，持续多年举办“芭蕾创意工作坊”，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作，体现了开放的胸襟，难能可贵。费波的成长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年轻人的创作还有不成熟之处，但也常常出乎我意料，让人感觉未来可期。另外，中芭和北京舞蹈学院始终友好往来，密切合作。尤其中芭每年还会招收我们学院古典舞的男生，这种结合对中芭演员的影响以及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值得研究和思考。
总之，中芭办团的开放性，使其始终处于既国际化又与本土紧密结合的状态。期待中芭继续在创作中表达中国人的感情，从本体元素出发进一步融合，也相信中国的芭蕾会始终在世界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光辉足迹。
张萍／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舞蹈》杂志执行副主编
中国芭蕾的美学主张或底层逻辑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文化、文艺的逻辑，即由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创新性、包容性、现实性与价值理性等一系列核心属性支撑起来的法则。70年来中国芭蕾的实践道路始终围绕着这一点，探索、处理、解决三对关系问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三对关系彼此二元对立，实践起来非常难，难上加难的是要在技术、形式、内容、立意、观念、手法等艺术创作的范畴里具体区分逐一实践，并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可以解决的。譬如关于续接传统，既有形式维度、观念维度，还有不同的戏剧样式维度。围绕着1个底层逻辑、3对关系、6个基本范畴，中芭63年来创建了一个多元立体的实践模式，要解决的问题早已超出了艺术创作范畴本身。就像《牡丹亭》 《敦煌》表面上是要解决芭蕾舞蹈形态、运动法则、动律与中国传统艺术形象的适切与调和的问题，更深层次上看，是要整体性打通技术体系、训练体系、表演风格体系，涉及教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各领域，其目标绝非局限于在中国内部完成本土化实践，而是为世界芭蕾舞艺术体系注入源于中国的身体经验与审美价值。面对这一外来舞蹈艺术，保持在世界性与民族化之间进退有度，即“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道路”的基本立场才是终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