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剧院改编、重排《祝福》，不仅是借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向经典的一次致敬，还应是一次反躬自问——鲁迅创作《祝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百年，戕害祥林嫂的宗法社会和礼教制度已经消失于历史尘埃，为什么还要重排这样一部作品？它对我们当下的生活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只有对上述问题心中了然，才能借助重新演绎经典来反思历史、激活现实。在笔者看来，中国评剧院便是秉承着这样一种创作理念，在不断走近鲁迅。

　　首先，评剧《祝福》在主题上坚守原著小说的主旨意蕴，走的是一条回归经典之路。自1946年袁雪芬创排越剧《祥林嫂》之后，便有粤剧、黄梅戏、秦腔、京剧等多个剧种把《祝福》搬上戏曲舞台。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更是开创了新中国彩色电影之先河，让这部经典小说在更广大范围内得以传播。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往改编多拘泥于阶级斗争的主题，聚焦于揭露和控诉以鲁四老爷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底层妇女的迫害；有的改编甚至为了强化这一主题，还增加了杨七老爷和卫老二对贺老六和祥林嫂放高利贷的情节。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原著文本，就会发现这种改编带有很强的误读倾向。鲁镇中哪一个是坏人呢？在原著中，我们看不到卫老二和杨七老爷放高利贷，即便是被视为宗法符号的鲁四老爷，在祥林嫂第一次登门时，也没有因为她身戴重孝而拒之门外；当祥林嫂第二次登门时，贺老六和阿毛已经死去，她早已被确认为“灾星”和“祸水”了，可鲁四老爷还是收留了她——仅仅是不让她参与“祝福”而已。鲁四老爷是这样，祥林嫂身边的其他人，诸如柳妈、鲁四太太等，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在向祥林嫂伸出援助之手，但最后却阴差阳错地把祥林嫂推向了深渊。帮助祥林嫂和杀死祥林嫂的，都是同样一拨人，甚至也包括祥林嫂自己。小说字里行间似乎无处不在发问：这是谁之错？鲁迅在揭示别人，也在深挖自己——小说中的那个自责而惶惑的“我”，不就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吗？此时我们才发现，鲁迅揭示和针砭的不仅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国民之愚昧与麻木，更隐喻了当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被彻底秩序化和体制化之后，人性中的善良和怜悯被蚕食，最终导致人人互害的骇人过程。小说中的鲁镇已经不存在了，但历史和现实中的鲁镇，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评剧《祝福》在改编的过程中，努力超越此前诸多版本的时代局限，相对弱化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表达，而向更深层次的群体文化发问。这是真正的向经典致敬、向经典回归。

　　其次，新版评剧在改编过程中对原著相对成功地进行了戏剧化再现。从小说到戏剧，势必要集中矛盾、组织情节、凝练结构，这需要一个充分戏剧化的过程。原著中，“我”的叙述视角非常重要，小说主题的凸显、故事的推进完全是通过“我”的讲述完成的，但戏剧舞台依靠的是角色的行动，这就需要对原著进行情节重构。在评剧版中，编剧用4次“祝福”勾连起祥林嫂最后8年的人生际遇，搭建她与鲁四老爷夫妇、贺老大、庙祝等人的戏剧关系。删繁就简，强化冲突，集中剧情，使这一经典的主题不再是“说”出来，而是“演”出来。

　　如果说这出戏的外部冲突是通过4次“祝福”而形成，那么祥林嫂自我矛盾和挣扎的实现方式则主要通过戏曲化的抒情歌唱，这是从一个从“戏剧化”到“戏曲化”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场戏，祥林嫂在风雪夜“问罢阎王问判官，上下左右全问遍”，不再像此前戏曲版本中那些著名的“天问”唱段传达出的是一种哀痛和哀伤的情绪，而是充满着愤懑和宣泄，进而“疯狂地剁砍着门槛”，把剧情推向高潮。对“砍门槛”这一行动很多人也有不同意见，认为祥林嫂不可能有这种反抗意识，这有悖于原著中祥林嫂的性格逻辑。但笔者以为，“砍门槛”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主人公反抗意识的觉醒，如果是这样，祥林嫂和贺老六成亲时的自杀，岂不是更为坚决的反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鲁迅是否这样写过，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人物的情感逻辑。“砍门槛”无非是祥林嫂由绝望而导致的一次精神上的疯狂发泄，非要上升到怀疑神权和反抗宗法的层面，似乎有些人为拔高了。如果这一戏剧行动既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又能为舞台增光添色，未尝不能使用。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