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五星出东方》剧照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日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出品的舞剧《五星出东方》，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和新玉歌舞团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舞剧以新疆和田尼雅遗迹出土的汉代织锦护臂为楔，从当代考古的现场穿越到汉代的历史时空，借助织锦纹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蕴含的美好寓意，从人物情感着手塑造民族团结的主题。作品取材新颖，立意高远，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舞蹈编排和音乐使用不落俗套，兼具探索性和观赏性。

　　舞剧在主人公设计上使用了群像的方式，一开始便将汉代戍边将领、北人首领之子和精绝首领之女三人以戏剧冲突的方式推向前台，这对于无法用口头语言自报家门的主人公来说，可以通过人物关系体现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属性。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群像的推出也是在为整个舞剧“立主脑”，即创作者对于“五星出东方”的主题演绎，是围绕这三个人物的共同命运来推进的。这其中，对于民族大团结主题的高扬，不是落在各族舞蹈的场面性展示，而是紧扣情节，将主题含蓄地编织在人物情感的关系中。汉代戍边将领和北人首领之子的互动中，经历了冲突—和解—猜忌—相融的过程，其中精绝首领之女起到了改善二人关系的关键作用，二人对她同样怀有美好的情愫，就在三个主人公共同领略大汉王朝的璀璨文明时，战争将三人的命运推向了毁灭的境地，悲剧性的意味油然而生，这既尊重了历史的大规律，又显示了创作者对人性美好的深刻理解和颂扬，起承转合之中，也清晰而有力地突出了民族团结的主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原创舞剧在涉及中原之外的地域文化时，一般都要以少数民族舞蹈的风格性展示作为重要场景，这源自古典芭蕾舞剧固有的一种结构模式。很显然，舞剧《五星出东方》没有落于这种窠臼，在叙事结构和舞段编排上有着清晰的思路和鲜明的个性。

　　编导在内容叙事和舞段编排的紧密结合中，实现了舞蹈语言的有效表达。就舞蹈语言的叙事功能而言，确见舞剧主创的用心和功力。以精绝首领宴请汉代戍边将领和北人首领之子的场景为例，在通常的舞剧处理手段中，往往参与宴饮的各方坐在表演区域的后方，分列而置，舞蹈在中央区域进行展示，这种模式呈现了主客关系和场景内容，能够让观众一览无遗，但固定的呈现方式也成为舞剧创作的审美桎梏。很显然，《五星出东方》的创作者在这一点上独具匠心，让所有参与宴饮的人在舞台前区一字排开。而打破传统场面调度方式的目的，就在于为三个主人公的关系演进留出更大的空间，灯光的设计为时空切换提供了便利。当创作者想表现大家把酒共饮的场景时，舞台前区的灯光大亮；当汉代戍边将领难以掩饰对精绝首领之女的好感时，聚光灯就在二人之间徜徉；当北人首领之子对汉代戍边将领仇意难消的时候，两方势力在舞台中区进行博弈，前排宴饮的区域暂时处于灯光之外，黯然隐去，当情节需要时，再度亮起重现……由于有了这种外在场景空间和人物内心空间的灵活切换，所有叙事的推进便流畅而有效，人物塑造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丰满，情感层次得以体现。由此，舞蹈作为自足独立的语言，不再仅仅是对场景的装饰。这一点，对于舞剧而言至关重要，但在实现上也具有相当高的难度。

　　《五星出东方》的动作语言除了实现上述叙事功能之外，在风格创新上也值得一提。编导没有被当代定型的民族舞蹈风格所圈囿，勇于创新，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剧中，精绝首领之女带领精绝古城的民众欢歌共舞，热烈的舞蹈几乎很难辨识出风格属性，若以现有舞蹈种类的风格来审视和评价，不免失之自由。当尼雅遗迹所属的精绝古城早已消失于历史烟尘中的时候，对于它的文化追怀就不得不依托想象力，由此为编舞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编导抓住了西域舞蹈奔放的情调，以繁复的节奏和速度制胜，呈现了风格鲜明的舞蹈。同样的大胆创新还体现于其他舞蹈段落中。在汉代戍边将领对大汉王朝的回忆和讲述中，中原地区的生活场景出现在舞台上，男耕女织，富庶和谐。其中，令人难忘的是一群宽衣博带的汉代仕女在圆舞曲中起舞，让人心生诧异，但感官上又毫无违和感，反倒是准确把握和反映了中原地区生活和文化美好丰润的基调，手段不俗。整个舞剧在体裁运用上灵活多变，不再仅仅拘于独舞、双人舞和群舞，而是在主人公群像的基础上，对三人舞、四人舞、五人舞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实现了舞蹈语言在叙事中自由而有章法的表达。

　　在我们全力推进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当下，舞剧创作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和机遇。 《五星出东方》的取材和立意既尊重了历史，也实现了艺术创新上的高度和深度，可谓当下原创舞剧作品中的典范。舞剧在遵从艺术创作规律的前提下，让主旋律的题材更加具有说服力和表现力，同时，也在主旋律中将艺术审美推向更高的境界，实现美好寓意的高级表达。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