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熟悉、走进一个剧团，往往是先从它的剧目开始，而一个剧团的历史、积淀、风格，也往往在一部部剧目中得到传承与发扬。笔者对大连话剧团的观察和了解就是从它近些年创作的《一诺千金》《大码头》等剧目开始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剧作的故事、人物与历史的演进、民族的命运、地域文化的生长、民风民俗的观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黏连。此次观看该团创作、演出的新作《无风地带》（编剧杨锦峰、总导演王晓鹰），感受依旧如此，甚至更为强烈、鲜明。
《无风地带》的时间跨度从1905年日俄战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与跌宕的情节架构中，以花家的弘善大舞台为支点，以花四爷、常二姨、夏先生与花云儿、常海阳、夏子衿两代人的命运走向为线索，辐射出一个家庭与一个民族在那段苦难岁月的历史遭际与精神嬗变，揭示了战争阴霾下人的抉择与人性的创痛。剧作体现出典型的家族叙事与宏大历史叙事的融合、儿女情长与民族大义的叠加、英雄成长与理想信仰的互渗、传统文化与市井文化的杂糅四个主要的艺术特色，可以说是对地域红色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又一次有效、有力的发现与开掘，体现了生长、生活在大连这片沃土上的儿女们绵延至今的文化性格与精神基因。
如果从叙事类型方面进行细分的话，《无风地带》无疑是一部带有年代传奇剧色彩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主旨内容、叙事风格以及传递的价值观等，因与中国传统的文艺叙事样式、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之间存在着观念、情感上的延续，很容易为当下中国观众接受和认同。这从近年来影视作品中，年代剧的热播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和收视反馈中不难寻觅到创作者对此种类型的偏爱。在《无风地带》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年代剧创作中共通的东西，比如家国同构的显性叙事结构、传奇突转的情节走向、民族大义的激昂表达、忠义仁勇的形象塑造等，这些都让该剧有了天然的接受基础与审美期待。
只是该剧的创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题材类型的舒适区，而是勇于尝试、探索更多的可能与路径，以期实现同类型创作主题立意的深化与表现形式的超越，主要体现在：第一，用谍战叙事的某些元素表现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牺牲与付出。像夏先生、常海阳、夏子衿等均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向外界传递大连的情报。该剧把东北抗联的斗争历史进行了艺术化地再现，既展现了对敌斗争的复杂，又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第二，把个体的心灵成长与信仰的成长、信念的确立相结合，赋予青春以更多理想与诗意的表达。这集中体现在花云儿的塑造以及她与常海阳、夏子衿的关系上。花云儿的性格中天然地带有花家的精神传承——忠义仁勇，这为她后来精神的成长、成熟乃至最终信仰共产主义奠定了合理的思想基础。剧作没有人为拔高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而是让她在周边人的带动和个体的磨炼中不断成长。其中，夏子衿分别用新诗《凤凰涅槃》和古诗《国风·郑风·子衿》打开了花云儿精神与情感的世界。在新文化的启蒙与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花云儿的命运有了不同于戏班子唱戏的选择。常海阳则成为她理想信仰确立的领路人，虽然是兄妹关系，但是常海阳参加东北抗联的经历与地下工作的使命，让花云儿从这位从小崇拜的兄长身上找到了前行的榜样。也正是在保守秘密、传递情报、守护情报等政治任务的考验中，花云儿庄严宣誓，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把个人的奋斗最终融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
《无风地带》也是一部在众多个性突出、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中彰显历史走向的作品。作为一家之主的花四爷集侠义、仗义、情义于一身，虽然在家族里居于核心位置，但是没有一点儿封建家长制的做派。他做事光明磊落，对人宽厚仁慈，关键时刻敢于担当、不惧恫吓，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那一代人身上的传承。工人出身的常海阳，有胆识、有热血、有智谋，经历了组织工人罢工、参加东北抗联、大连地下情报联络等重要历史事件，既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又有仁厚、耿直、豪爽的一面，成为挺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革命青年的缩影。夏子衿与常海阳不同，知识分子的出身让他在情感和事业的选择上具有更多的冷静与理智，情感表达上的内敛、潜伏过程中的低调等都让这个处于风险中的人物有了更多的可解读空间。此外，剧中塑造的侵略者形象也力避脸谱化、符号化的窠臼，给予其历史的、心理的表现空间。野村大介不仅是冷酷的、阴险的、毒辣的野村制铁所负责人、日本侵华战争的爪牙，也是大连殖民历史的参与者，他的发家经历与一步步走向邪恶的过程，成为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证的体现。而他的女儿野村美惠的命运则成为侵略战争给自身带来的心灵和精神创痛的表征，一个花季的、对情感有着美好憧憬的少女，面对法西斯父亲的倒行逆施，人生逐渐走向幻灭，精神变得愈加失常。战争的残暴不仅给被侵略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样也给侵略国自身带去了难以抹去的痛苦与记忆。
该剧的舞台呈现简约而大气， 8根柱子的立意设计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立意，又有一种中国人精神气节和性格特征的现实隐喻。多次景片的升降、移动营造出舞台上富有层次感、功能性的不同空间，有力配合了不同叙事情节的表达需要。导演对花云儿首次登台亮相、最后打扮成“花木兰”演出等几个重要场面戏的处理，既清晰地交代了剧情和人物的命运，又用诗化的形式，在表现与再现、写实与写意的融合中，完成了对主人公心灵与精神的象征性揭示与升华。
当然，作为一部刚刚推出的剧目，该剧在文本和二度呈现上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比如，目前剧本的信息量比较大，情节线索比较多，想表达的内容也较为丰富，是否可以让主线更加清晰一些；在形象的塑造上，人物的身份、背景信息可以更加丰富，避免传奇性过多影响人物的真实感，等等。相信经过接下来的精心打磨，该剧一定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和更加精彩的演绎。期待大连话剧团在保持自身风格、坚持艺术追求的基础上，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作者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