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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strong>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strong></p>
<p align="center">——党史百年历史画创作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聚焦史诗的图像建构</p>
<p>　　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新中国美术的诞生地，从延安鲁艺走出的江丰、华君武、蔡若虹、王朝闻、胡一川、罗工柳、莫朴、力群、王琦等20世纪美术家更是新中国美术的开创者。“新中国美术最优秀和经典的作品大都描绘了党的形象，革命的文艺必然要通过党的形象得以深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美术工作在革命宣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美术作品描绘党的光辉历史、塑造党的领袖和英雄形象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组成。”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说。从胡一川的第一幅历史画《开镣》起，许多美术家开始投身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东渡黄河”“东北抗联”“延安图景”……一系列革命史开始以绘画呈现，美术家们基于真实历史探索艺术表达方式，创作经典无数。近日，由中国美协主办，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西安美院、延安文艺纪念馆承办的“史诗的图像建构——党史百年历史画创作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延安鲁艺召开，学者们从多种角度，以大量例证围绕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话题进行讨论。</p>
<p>　　《启航》是何红舟与黄发祥合作的历史画，这幅以中共召开一大会议为历史背景的油画在建党百年之际频繁亮相。最早围绕中共一大主题开展美术创作始于1951年，当时多数画家注重叙事性铺陈，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他们或者画上海或者画嘉兴，而中国美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何红舟突破了“历史画首先是反映真实历史”的限制，把个人体会与民族记忆相融。但这个主题的表达也并不容易，何红舟说：“一大会议是从上海到嘉兴，我刚开始很明确，要以表现红船为主。其中的一稿，是描绘一大代表们从小船上大船转移南湖召开会议的场景。” 《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吴端涛表示：“其中有几个比较大的制约因素，比如会址尚未明确、画舫的形制以及青年毛泽东在一大会议时的位置，都给艺术家展开创作增加了难度。”更有来自理论家的质疑：会议还没开完怎么启航？画上的一大代表有从湖边跳板登船，有从小船登大船，真实性都没弄清楚。“我个人还是满意从小船登上大船这一幅。 ”何红舟说：“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应不仅仅是还原事件本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今天回望历史的时候，会在思想认识上对事件的发生有所提升。在艺术表现里，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含蓄的、简洁的表达，这对艺术而言是一个很高的要求。”</p>
<p>　　中央美院造型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丁一林在历史画创作时也进行了再创造，他在《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里描绘了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情景。由于缺少标志性布景，单凭四周环境很难知道周总理参加的是日内瓦会议。丁一林通过资料收集发现周总理在刚下车走向会场的瞬间，每个角落的人服装都不一样。“守卫穿着黑色的传统军服，警卫穿着灰色制服，接待员穿着浅土黄色制服。”虽然这种元首到访的场景有类似影片可作参考，但他收到的创作要求是作品需3米高，人物要与真人等大，细节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画周总理，我找了很多他的照片，画了很多素描，体会他的面部特征、结构。我把他的眉毛和很多地方都做了夸张处理，把特征强化出来”，他说。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李前在《光明在前——中共七大召开》里设计毛主席形象时也采用类似的处理：“我画中的毛主席是他在延安时期的形象概括，尽管他在七大时穿着深色衣服，我还是改成他习惯穿的浅灰色衣服。在刻画形象中也赋予对毛主席的想象：要画一个人民心目中的毛主席。后来根据毛主席的很多照片整合出和蔼、朝前走来的形象。”</p>
<p>　　不仅是画家参照史实去创作，历史画也可以是各艺术门类的综合成果。陈逸飞创作的《蒋家王朝的覆灭》的历史背景是国民党消极抵抗的阶段，没有硝烟、枪声，但他通过演出找到一个绝佳的角度，在演出基础上拍照片、做雕塑，最终完成画作。正如华东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所说：“历史画一方面以历史研究文本和历史遗存所提供的‘历史真实’为起点，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依赖于想象和虚构的审美图像塑造活动。它永远徘徊于‘真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之间；既是‘科学的’历史编述，又是‘诗学的’历史编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品田同样认为：“这种‘诗画的历史’是贯彻文化记忆、培育历史意识、维护中华文化统一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手段与媒介。用美学形式记志历史是历史题材美术的审美优势，更是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根本价值诉求。”</p>
<p>　　如今的画家必须有艺术规律做指引，少了这一点，艺术的感召力也会削弱。“今天，我们往往强调普及而忽视了提高，一件艺术作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提高是无法谈普及的，坚持普及的同时，提高社会大众的鉴赏力、审美力才能真正达到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社长兼总编王平认为。反观20世纪，许多描绘当下历史的画家在此问题上做过诸多探索。特别是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得延安成为了许多有志于抗日、追求光明、自由、民主的人士长途跋涉奔向的地方。仅1938年，延安就聚集了百余名已有成就的文化人，包括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他们以延安鲁艺为中心，在艺术内容上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幸福生活，以及敌后军民的英勇战斗；在艺术形式上脱离了外国的影响，形成富有民族气派的艺术风格。</p>
<p>　　“走向人民生活”成为延安美术家艺术探索的方向，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古元。在古元被分配到碾庄工作时，创作了富含生活气息的“农村小景”系列、《选民登记》《结婚登记》《离婚诉》等作品，这也是他在从生活实践到艺术创作探索的初步成果。“人民性是最鲜亮的底色，这种底色彻底改变了‘人民’在传统艺术图像中的角色。”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四川美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表示。像“改造二流子”题材，王式廓、古元、彦涵、刘岘都画过，但把它放在鲁艺、大生产、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该主题又有了不同的意义。随着中国共产党抵达陕北，延安人口激增，军需严重困难，需要通过大生产解决问题，人人都要劳动才能有饭吃的倡导，影响王式廓开始思考如何反映这个重大事件。“王式廓一开始构思了斗争二流子，后来他觉得要体现党的政策，要教育人，最后改为劝说二流子的场面。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使群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图，让民众信任中共政权，激发政治参与。”中央美院教授、《美术研究》执行主编殷双喜表示。</p>
<p>　　“东渡黄河”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事件，也是20世纪画家笔下的主题。“1933年至1935年，黄河不断发生特大水灾，这也让当时的人们心有余悸。”西安美院讲师李惠子说。艾中信的《东渡黄河》使用了《黄河大合唱》里站在高山之巅的音乐形象，作感情高亢的颂歌。他给予了风景体裁以史诗般的展开可能，显示出在这个领域中的长足发展。古达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坚持华北抗战》尽管创作年代不详，但李惠子却认为：“这幅画应该创作于1938年底之后，因为古达不可能亲眼见到渡河现场，渡河场景也并非他笔下的井然有序。在古达的画中，是已经渡过河向前线进发的部队，他们手指前方比喻奔赴前线抗日救国，是很重要的信息。”还有在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也是重要的历史画题材。任梦璋在创作《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后，又与多位画家进行了两次新的创作。还有反映东北抗联主题的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更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正如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社长兼主编尚辉评价：“历史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没有对中国革命美术史演变轨迹的清晰认知，也便不可能触及中国美术现代性变革的本质。这正是中国现代美术最独特、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p>
<p align="right"><strong>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strong></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