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韩起祥（左）与胡孟祥在北京故宫合影
就像作者自己所说，《鲁艺春秋》“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学术著述”，而“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只不过，这部“纪实文学”，不是一般文学创作意义上的“纪实创作”，而是特殊文化思考意义上的“纪实叙说”。
《聚焦韩起祥》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乐章”，重在书写作为陕北说书一代名家的盲艺人韩起祥及其之于红色曲艺和革命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全部内容虽以作者“自叙性”的韩起祥研究及其踏访交游穿插落笔，属于对韩起祥及所代表的传统曲艺在红色文化引领下革新发展的历史经验“烘云托月”式的描绘和考察，但叙说的核心，却紧紧围绕着延安时期的红色曲艺活动及其历史思索逐步展开。其中，对一些人、事、物、艺的关联性“描述”和探幽性“考据”，不乏历史的况味，富于思想的意味。值得驻足凝眸，也值得重新思索。
胡孟祥先生是一位富有情怀的文化学者，更是现代红色曲艺研究的热心人士。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撰写发表了许多研究苏区和解放区曲艺的专门文章，如《瞿秋白与曲艺》《老舍与山药蛋》《蜚声诗坛的优秀曲艺家王亚平》《“板人”栾少山》《抗战“武老二”杨星华》《艺人功臣沈冠英》《延安时期的“四大鼓”》《从赵树理的说唱文学看“雅俗共赏”》等。还发表了《近代革命中的说唱文学》等论文。同时，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套“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其中包括他自己撰写的《韩起祥评传》及选编的《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选》 （上、中、下三册）。
与任何兴趣及情怀的养成，都有着一定的因缘一样，胡孟祥的红色文化情怀及曲艺研究兴趣，与他的成长环境和人生际遇密切相关。他祖籍山东临清，自己的出生地后来划归临近的河北临西。那里的曲艺活动十分活跃，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就迷上了曲艺，12岁即学习木板大鼓，15岁考取了临清市文工团，并曾以一曲《老两口逛临清》登上过省城山东大剧院的大舞台，获得了1959年山东省跃进歌舞汇演的优秀奖。之后，他进入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歌舞团，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近10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函授学习期间，选修旁听了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并在研究民间文学及曲艺的李万鹏先生的指点下，开展现代说唱文学的研究，后将目标主要锁定在苏区和解放区的红色曲艺。也正是由于要研究解放区的红色曲艺，他便在当年走访和结识了一大批赫赫有名且仍然健在的红色文化人和曲艺艺术家，尤其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的诸多前贤，以及何迟和韩起祥等人。
正是这种对于曲艺的艺术爱好，埋下了他后来从事曲艺研究的人生伏笔；也正是这种研究红色曲艺的独特经历，形成了他长期关切革命文艺的文化情结。于是，在研究红色曲艺的同时，他还拓展研究相关的红色文化及其文化人，并且试图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钩沉岁月的遗迹，揭示时代的机理，抉发历史的必然，展现自己的思考。为此，他不仅编写出版了《我与大师》和《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术集》等著述，而且在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又推出了《鲁艺春秋》三部曲——《聚焦韩起祥》《结交鲁艺人》和《走读梁家河》。就像作者自己所说，《鲁艺春秋》“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学术著述”，而“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只不过，这部“纪实文学”，不是一般文学创作意义上的“纪实创作”，而是特殊文化思考意义上的“纪实叙说”。全部书写从《聚焦韩起祥》中作者由1983年进行“解放区说唱文学调查”的自叙开篇，经过《结交鲁艺人》的种种岁月回溯，一直到《走读梁家河》的“梁家河畅想曲”结尾， 3集共46节，述说与思考的时空，前后跨越了35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试图通过这种思考和书写，“揭示文艺发展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与创作、理论与实践、艺术与思想诸方面的内在统一规律”，从而在诸般思考中，承续“鲁艺”竭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红色基因，弘扬“鲁艺”注重曲艺等民间艺术的文化立场与精神传统。
《聚焦韩起祥》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乐章”，重在书写作为陕北说书一代名家的盲艺人韩起祥及其之于红色曲艺和革命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全部内容虽以作者“自叙性”的韩起祥研究及其踏访交游穿插落笔，属于对韩起祥及所代表的传统曲艺在红色文化引领下革新发展的历史经验“烘云托月”式的描绘和考察，但叙说的核心，却紧紧围绕着延安时期的红色曲艺活动及其历史思索逐步展开。其中，对一些人、事、物、艺的关联性“描述”和探幽性“考据”，不乏历史的况味，富于思想的意味。值得驻足凝眸，也值得重新思索。
《聚焦韩起祥》以及整个《鲁艺春秋》三部曲的特有价值及文化意义，相信读者诸君自有明断，无需我在这里多加饶舌。而作为胡孟祥先生的同行及朋友，接到他要我为《聚焦韩起祥》的出版写几句话的嘱咐，除了诚惶诚恐，便是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更感念他写此书的苦心，盛情实在难却，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有了上述的赘言。忝为之序！
（摘自《鲁艺春秋》，胡孟祥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