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书法历史，在进入平安时期以前，也曾有过一段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早在飞鸟时代（592年-710年）的初期，圣德太子就曾遣小野妹子等留学生、留学僧作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他们长期旅居中国，认真学习、吸收中国文化。书法自然也是其中重要一环。当时的隋代，正盛行六朝书风，对日本遣隋使来说，自然深受影响。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当时僧人昙徽来到日本，带去了纸、墨的制作技术。其结果是使日本能独立制作纸、墨，为日本书法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遣隋使的频繁往来西渡，将当时中国盛行的六朝书风带回日本。中国文化对日传播的形式，是以佛教为中心而展开的，当时书法功用，也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比如日本的圣德太子就能写得一手潇洒而飘逸的六朝写经书法。著名的《法华义疏》佛教经卷草稿，至今尚传世。这篇草稿书风较自由，颇见笔力。因是草稿，写时不需应规入矩，比起正式经生所书的千篇一律的呆板写经来，则能看到书者的个性，这是日本现今传世的最早书法真迹之一。
由于遣隋使对中国文化的引进更兼圣德太子影响，故日本飞鸟时代，朝野上下竞相效仿、风行中国六朝的写经书风。与前代相比，作为遣唐使的留学生、留学僧更加频繁地被派往中国学习唐文化。大化二年（646年）日本天皇下诏改新，一切制法以唐为蓝本，大有全盘唐化的趋势。此时期日本的书风自然也向初唐书风转化，书法由实用性开始走向艺术性。由于当时百济和高句丽国相继灭亡，以前由此为中转站向日本传播中国南北朝文化的途径消失。于是日本开辟了新的直接通往中国大陆的交通渠道。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也变得更具直接性了。
此时日本天智天皇时代（661年-671年）开设始立学校，学校里设书博士，专门教授书法。天武天皇十四年（686年）有位名叫宝林的教化僧，书写了佛教经典《金刚场陀罗尼经》。此书法虽是写经，但细看便能发现书风有明显的刻意追求倾向。行家一看，大概无人不会联想到唐代书家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即当时日本人已不满足实用性的写字，而对书法风格已有明显的追求意识。此写经有别于六朝写经生的匠人作风，字体取纵长势，结构紧密森严，大胆的露锋起笔及急速的重顿捺法等特点，无不逼肖小欧。这篇写经作品至今尚存，它对日本书道史，尤是其楷书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和深远。日本人对欧阳询系统的楷书有特殊的偏爱。至今日本儿童初学大字时，皆以欧书为典范，极少习颜真卿、柳公权或赵孟頫的。如日本磋峨天皇，就是一位酷爱欧书的人物。看来欧书在日本人心目中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与这些渊远流长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到了奈时良代（710年-794年），日本的书风又有所变化，开始崇尚中国晋唐书风。所谓晋唐书风，是指以东晋王羲之为主的晋士大夫及直承其风格的唐代书家书风。其实日本书风崇尚总是随唐代的时风改变而转移。人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于是举国上下竞相效法王书，时尚所趋，蔚然成风。拼命学习模仿唐文化的东瀛扶桑，自不例外。奈良时代，以和铜三年（710年）国都迁至平城京（今奈良市）而告开始。此时日本国力增强，社会的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贵族阶级的生活亦趋奢侈。在文化方面，诗文、和歌、美术、工艺、建筑等十分昌隆兴盛。书法作为日本佛教经典的书写传播手段，渐渐成为贵族们书写诗文、和歌的手段，即由实用性朝艺术性方向迈进，其水平得到空前发展和提高，大批的遣唐使，不但带回了唐代崇晋崇王的书法时尚，甚至还带回了许多唐代书家真迹以及唐人双钩填墨模写的王羲之书法法帖。于是王羲之书法开始风行日本。
王羲之的大名在当时的日本深入人心，又如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将天皇在世时的珍藏品全部捐献给东大寺。其献物帖目中载有“书法二十卷、拓右军晋王羲之草书、同羲之扇书法”之品目。据说其中“书法二十卷”共有856行，可想象当时日本皇家收藏之富，数量之众。
现在，书圣王羲之的真迹早已不存，人们只能凭借历代刻帖以及唐代双钩填墨本，模写想象中这位书圣的书法风貌。其中，最能反映其书髓的是唐代双钩填墨本《丧乱帖》和《孔侍中帖》，这些墨迹却不存于中国而存于日本，并被认为就是当年光明皇后捐献于东大寺的王书中遗物。提起光明皇后，她乃是日本书道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著名书法家。她的书法作品至今尚有存世，如她临王羲之名帖《乐毅论》 ，即是其中一品。这篇临书作品用笔挺坚刚劲，古意盎然，很难想象是女书法家所为。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即以此作与现今传世刻帖中的《乐毅论》加以比较，风格殊不相近。
另外不只是光明皇后，著名书法家藤原行成也曾临写不少王羲之尺牍法帖，而与今传世的《淳化阁帖》《东书堂帖》中所收同名帖风格大异。因此可作如下推论：即酷爱王羲之书法的邻邦日本，恰恰可能保存了更接近于王书风貌的东西，光明皇后和藤原行成所临不敢说一定如此，但至少现存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的存在，无可置疑地能证明这一点，日本保存了许多中国已失传的文化遗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著名的《古逸丛书》即是一例。
光明皇后除上述临书外，还有《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真迹传世，此书风的确有别于凡俗，逸宕飘洒中略带几分顽固，用笔亦精到，很有独创性。细品此书，在用笔上与中国宋代米芾比较近似，而米芾却比光明皇后晚生将近300年。光明皇后生前不可能见到米芾，米芾当时亦无缘能得见远在扶桑光明皇后的遗翰。大家都知道米芾是酷爱王书并善学王书的著名书法家，光明皇后也是如此。二人在继承王书的基础上各有独创，却又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不能不说一是段奇事佳话。奈良时期的书法家除光明皇后外，还有许多人。他们都分别受王羲之等晋代书风和唐代书风的强烈影响。至于整个奈良时期的风尚，皆被晋唐风气所取代，确立了日本书法史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