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恐怕只有听“当事人”说一说才能体味到温度，譬如此时此刻我们正听着傅伯豪老人讲他的大哥傅伯英与小叔傅兴远的革命历程。
傅兴远与傅伯英是叔侄俩，傅兴远是小叔叔，只比侄子傅伯英大两岁，两人名为叔侄，实乃总角玩伴。20世纪30年代末，两人皆不足20岁，嫩如老家西安村山坡上刚冒尖的香椿芽，是方圆几十里不可多得的天之骄子：他俩曾在京城名校四存中学读书。四存中学为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创办，地处西城府右街，与中南海近在咫尺，是一所学业与德行并重、通识教育与实业教育两翼齐飞的模范学校。
1938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即公历3月29日，对于傅家叔侄两人和包括西安村的整个南窖沟来说，都是一个必须铭记的时间节点：我党杰出的军事奇才包森同志奉命来到南窖开展工作，而迎接包森的，便有傅伯英。3月29日是一个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的绝好春天，房山北沟和南窖这条小沟里每一块山石都格外惬意，一切被大地母亲紧紧拥抱着，包森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春光正浓之时，踏上南窖这片热土的。那时候，京津冀乃至中国东部的大部分地方都已沦陷，日本鬼子的铁蹄正肆无忌惮地践踏着大好河山，但革命先行者包森的到来，让傅伯英等人更加相信，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赶走侵略者。
那天下午的南窖沟和西安村，应该与80余年后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仲春季节一样，山崖上到处都闪动着迎春花的笑脸。虽然生于1921年的傅伯英时年才十七，但他已然成熟：在迎接包森之前，傅伯英就受到爱国进步思潮的巨大影响，并于1938年初开始，和南窖小学的教员姜时泽等同仁一道，或坐在南窖沟的石板房里，或藏于猫耳山上的洞穴中，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斗争。他联合家乡的进步人士，以南窖沟为救国救难的舞台，开辟出一个较为巩固的根据地，点燃了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燎原要有更为“炽烈”的土壤与环境，恰此亟须外部力量猛推一把之际，包森来了，他依据平西抗日的整体部署和南窖的有利条件，当机立断建立了南窖地区的抗日救国会，并以南窖为核心成立了五区政府。南窖五区政府是我党在房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其领导者包森的名号至今一直响彻在南窖沟的每一道山谷之中。
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五区政府，包森还旋即组建了五区“民族抗日先锋队”，而年仅17岁的傅伯英便是负责人之一。傅伯英成为南窖的抗日军事指挥员，其能力可见一斑，亦可见包森对他的信任。与包森一样，傅伯英也是那种文武双全且颇具人格魅力的难得人才。在采访傅伯英的弟弟傅伯豪老人时，我灵机一动，调皮地问道：“您大哥傅伯英长得帅吗？”老人家毫不思索，说：“当然帅啊。”闻之，我们几个采访者皆会心一笑。但笑过之后，心里猛生敬意——在西安的煤窑洞内外，或在南窖娘娘庙前后，年轻帅气的傅伯英，正以他那种严重不符合其实际年龄的稳重，痛斥着鬼子，发动着群众。
有了党的直接领导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引导，傅伯英的成长愈发迅猛。1938年4月底，我党以南窖五区为依托，组建了房良联合县政府（当时房山与良乡是相邻的两个县），紧接着到了5月5日，在距南窖村20多华里外的长操村，房良县抗日救国会成立，傅伯英则出任这个救国会的宣传部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
在傅伯英担任房良县抗日救国会的宣传部长才仅仅一个月，包森因工作需要，已离开南窖，在冀东的兴隆县一带打游击，而傅伯英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按照组织的安排，离开万分眷恋的南窖沟，远赴位于山西五台山的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与此同时，和傅伯英一样满腔抗日热情的小叔傅兴远却留下了，他没有离开房山，一直把自己厚壮的身体倒影在大石河和拒马河的波光之中。有关这一点，傅伯豪老人对我们说：“当时，我小叔傅兴远刚结婚不久，小婶子还怀有身孕，更重要的是，爷爷已去世，奶奶需要人照顾，所以他就留在了家乡。”
傅伯豪老人生于1940年左右，目前已逾八十高龄，他因为肺病折磨，声带受损，说话很费劲。讲到这一段时，老人家的声音虽依旧沙哑低沉，但我心里却震动不已——叔侄两个要留下一个，不然家族靠谁来撑起；民族大义重于泰山，但父母养育之恩该如何报答？当然，傅兴远留在家里并非放弃了革命，而是就近打鬼子。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留在“家里”的傅兴远却早早地牺牲了。
包森离开南窖沟差不多一年之后，即1939年5月，傅兴远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1941年6月，傅兴远已成长为房涞涿七区区委书记。七区原为房良联合县三区，位于房山南部张坊镇和大石窝镇一带的平原地区，因此刻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遂改为房涞涿七区。改称七区后才两个月，日军和伪军就因觊觎平原的丰富物产，遂发动秋季“大扫荡”。
无奈之下，傅兴远带着队伍，向北挺进30余华里，藏匿于大山深处的房涞涿联合县的二区，即今天隶属于张坊镇的瓦沟村与东关上村之间。不料，傅兴远的搭档、七区游击队队长王殿臣叛变，他谙熟傅兴远的活动轨迹，便带着伪军搞突然袭击，将正在东关上村发动群众的傅兴远抓捕。傅兴远先被押往张坊，1941年底又被关进北平城内炮局胡同里的“日本陆军监狱”。北新桥附近的“炮局”“炮局胡同”和“炮局监狱”在当年可是能让北平民众吓破胆的几个词汇，那时曾有一句唬人的话很流行：你小子再不老实，就送炮局。
采访到这里，傅伯豪老人已悲伤到无法继续讲述，他的族侄、也就是这次陪我一同前来采访的傅祥荣老先生插话道：“傅兴远被叛徒王殿臣抓住了，表面上看起来是王殿臣技高一筹，实则不是，因为他在被王殿臣押到张坊的途中还装作不小心掉进河里，这样就把藏在袄子里面的一张纸给打湿了，纸上手写的内容自然也模糊不清了。”这张纸很重要，傅兴远被捕时，正在与东关上村一带的抗日积极分子开会，而那张纸上记录着开会的人——恐怕还有很多不在场人员的相关信息。虽然在被捕之前傅兴远已设法让与会的其他人逃走，但如果这张纸落在王殿臣和日伪军手里，那抗日力量将遭受更大的损失。果不其然，当傅兴远被押到张坊后，王殿臣拔掉他的袄子，见其中有一张湿透之后无法辨别字迹的纸，这才砸吧出味来：傅兴远刚才跌入河中，原来是故意而为之。
1943年底，24岁的傅兴远牺牲于炮局胡同地狱一般的监狱中。他在革命实践活动中牺牲了自己，却又将他的精神和他这个“人”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在牺牲之前，我党曾多方营救傅兴远，却未果，皆因日本人认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便对他实行了“高规格”管制，也对其施以令人发指的酷刑，但他就是没有开口向日伪军透露一丁点有价值的信息。傅伯豪未出五服的族弟、陪同我前来的另一位老先生傅伯伶说道：“真是可怜啊，最后眼睛都瞎了，死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皮包骨，最后遗体还是地下党通过下水道给送出来的。”
从傅兴远被捕到牺牲这段两年有余的时间里，比他小两岁的侄儿傅伯英战斗在异乡，不知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小叔罹难的。不过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1941年夏秋之际，傅兴远烈士是如何落入叛徒王殿臣的魔爪的——傅伯伶老先生告诉我，他大爷傅兴远被捕的张坊镇东关上村附近，至今还有人记得当年发生的事，我听了欣喜万分，决定择日前去寻访。
在我工作的南窖沟这一带，兴远与伯英叔侄老有百姓提及，所以宣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本地红色历史是我这个南窖村第一书记的责任。抛开我的工作，单说傅伯豪老人，还有傅氏家族的伯伶与祥荣两位老先生，使得我身临其境，让我与他们一道在回忆中感叹，在感叹中思考历史，在思考历史这条长河时头脑中蹦出“开源人”三个字：是的，凡是在谋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英勇站出来的人，不管他是生于南窖沟，还是长于中华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我们“饮水”时需要缅怀的开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