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曼翁点评作者书法习作
恩师是我对沙曼翁先生的敬辞。沙曼翁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老人家精擅书法和金石艺术，数十载溯源探求，挥毫纵书，最终成就吴门曼翁家法，成为书坛一代大家。他的艺术创造和学养风范始终激励着后学，不断探索并传承古代经典书法这门传统文化艺术，也是他一生坚守并倾力之所在。
受家父影响，我从小耳濡目染，喜欢写写画画。1979年初春，我考入常州工艺美术硏究所，开始了专业书法研究和临创工作。虽然当时有老师专门指导，但自己总不得学书要领，在最迷茫的时候，曼翁师的上海老朋友、花鸟画家戴元俊把我引荐给了曼翁师，从此开启了我的学书新里程。
那是在1981年初夏的一天，我诚惶诚恐地怀揣一大卷书法习作和戴先生的推荐手札，一早坐了绿皮火车专程前往苏州，拜访仰慕已久的曼翁先生。先生性喜清静闲逸，虽负盛名却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得暇总喜欢在家侍弄花草、品茗读书、挥毫创作，基本不接待“不速之客” ，可对我这个年轻学子却尤为热情，我到先生府上时已是午饭时分，先生听说是好友戴老介绍来的，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随和地招呼我坐下。先生的住房普通，也较小，墙上张挂着他自书的《润格》，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精神矍铄，戴一副宽边眼镜，目光炯炯，面带微笑，十分和蔼可亲。当天我带的习作中有临《散氏盘》、汉简、汉碑的，也有拟汉简、汉碑和唐楷创作的条幅，当时我的书法还很稚嫩，篆刻更是刚刚起步。先生看见我随身带的一大卷书法作业，开玩笑说：“侬带了铺盖来啦？ ”他的幽默一下打消了我的拘谨，先生在一一细看过我带去的习作后，用十分浓重的苏州口音笑呵呵地说：“侬写格字还是有一定功力的，路子也比较正的,但字还有些呆板，用笔要灵活，用墨也要讲虚实变化。 ”点评习作后，还招呼我洗一下手，让我留下来与其家人一起吃午饭，先生如此亲切，我一扫来时的忐忑不安。饭后我怕耽误他老人家午休便起身告辞了，临走时，先生站在门口一再叮嘱我，要常来苏州。
自初次见面后，我便少则几周、多则数月，常在工作之余及节假日前往苏州一人弄拜访恩师并请教。师母见我去，总热情地招呼我进书房并为我沏茶，先生也总是放下手中的艺事给我指点习作。有时去得早，还能赶上陪随先生到沧浪亭喝早茶，到古吴书店购帖、读帖，或在书房看他如何作书治印。下午离开时，总买点心让我吃了再走。先生还送我碑帖，如《擬山园帖》《米芾方园庵记》、邓散木石鼓文；帮我买工具书《说文解字》 ；教我品味虞山绿茶、感受茶文化……就这样，十全街一人弄这条以往少有书法人知晓的小巷，我一走就是30年，与先生结下了弥足珍贵的师生情缘。
先生不仅点评指出问题，不明处还常常给予示范。记得1982年初夏的一天，我依然带着一大卷书法习作前往一人弄请教，先生看到其中临习的汉隶《石门颂》进步比较大，挺高兴的，当面称赞表扬了我，同时恳切地说：“你的字还要求变化、摆脱呆板，今后还可多临多习《石门颂》碑阴，碑阴文字比正文更加灵活。 ”随即当场为我提笔示范了一幅《石门颂》碑阴文字的作品，并在边款上写道：“岁在玄默淹茂初夏，良赓弟自兰陵来访，携其所习诸体尽见示，功力甚深” 。先生用笔挥洒自如，笔墨淋漓，主题之外的边款文字，也是他老人家对我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期望。
1988年岁末，我与先生几乎同时生病，隔音数月，相互异常挂念，只能以书信传递问候。翌年春，我赴姑苏探访时，先生身体已经康复。彼时师生相见，格外高兴，老人家破例邀我在其书房中休养了一周，我也有幸能较长时间在先生身旁，为其研墨展纸，观其挥毫作书、持刀治印，聆听其教诲，受益匪浅。临别时，我留下一块青田石，本想麻烦他老人家为我写一个印稿，没想到，我走后先生专门用这块石料为我镌刻一枚“耿庵私印”的古玺印风格的印章赠送给我，并在印款上记录下了难忘的师生之谊。
先生擅长多种书体，尤精于篆刻，为艺一贯倡导“取法乎上” ，无论艺术实践还是理论探讨都有独到见解。1982年春，我临写了一幅铁线篆《泰山刻石残字》手卷，较为满意，先生特题书“秦篆正宗”给予肯定；同时又告诫我：“书法不仅要讲求功力，更要讲究用笔用墨的变化，追求书法的神韵。写篆书要笔划有粗细、结构有疏密、用墨有枯湿变化，不然功夫再深也只是字匠而已。 ”在先生启发教导下，我改习先秦石鼓文，并上探殷商甲骨、两周金文，下学汉碑分书，逐渐改变了以往铁线篆笔划粗细一律、结构匀称的写法，同时注意用墨变化，力求秦汉碑刻的浑穆之气和金石神韵。
之前，我一直借用先生的“三友草堂”作为自己的书斋号， 1990年初春在先生书房闲聊时，他知我还没有自己的书斋号，笑着说：“人生事事常随缘，我们之间也是缘啊，就为‘随缘堂’吧。 ”随即铺纸挥笔，以浑厚的小篆体为我题写斋号。先生运笔的气势、落笔的劲道，让我只顾盯着纸在入迷地观看，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瞬间便写好了，整幅字的气度给我的震撼是发自灵魂的：那么瘦小的一个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惊叹。沙老写好落款，随即钤印，然后洗了毛笔，把砚台盖上，一切都和谐自然，原来作书是这样子的,之后我将所借的“三友草堂”斋号还给了先生。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先生的书房从大厅搬入了庭院后的小房子内，庭前种满了各种花草，左右两边各植一株高大的芭蕉树，恩师命名书斋为“听蕉轩” ，庭院虽小，却鸟语花香。靠围墙还种了一些竹子，景观松树和梅花都是在盆子里种的，院子中间还放了一张圆形石桌和几个石凳，平时先生除了去古吴书店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和院子里度过的。有时他浇花，我就陪着在院子里说说话，他常与我谈起自己的一些往事。他说， 1939年，我的太师萧蜕庵看到先生展出的一幅篆书作品，便主动要求引见，后来先生得悉后，就专门前往萧太师处拜访并拜他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籀、篆、隶各体书法及中国文字学。以后的几十年，先生一直陪伴在萧太师身边，直至老先生过世。日寇侵华期间，先生在浒墅关附近的一个单位工作，过城门时为了不脱帽向日军行礼，冬天从来不戴帽子，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人的耿介风骨。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嘉定劳动，生活艰苦，昔日的爱好成为唯一的寄托。无数个孤月清灯的夜晚，他坐在小凳子上，悄悄地在低矮的床前写字，或坐在门槛上以凳代桌写字、篆刻。他说：“我的爱好救了我的命，因为我有爱好，精神有寄托，所以没有自杀，不死就是胜利。 ”这是一种内在的刚强，不管是烽火连天的战乱，还是蒙冤受屈的苦难岁月，老人家对于艺术的理想始终不渝。几十年来，先生始终沉酣于三代鼎彝、秦汉碑刻，凡书史材料上自甲骨、籀篆，下至“二王” 、苏、米无不研习。除了广泛涉猎名碑名帖，他对简牍、瓦当、诏版、古玺更是青睐有加，反复临摹，爱不释手，甚至通宵达旦。
2011年10月8日，曼翁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先生走了，却带不走我的无尽思念。他的治学理念与传道方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富有个性化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价值，和他书画篆刻艺术从传承到创新的历史轨迹。正如先生常对我说的：“书家是靠自己的作品来说话的，五十年、一百年人们记住了你，才算是真正的书家。 ”
先生走了，他辞别了朝夕相伴的“听蕉轩” ， “一人弄”也成为了一个书家的标志性记忆永存在无数学生和人们的心中。多年前，沈鹏先生曾满怀深情地作诗赞道: “巷深不掩墨花香，春到姑苏细柳长。驻足游人相指点，一人弄里一人藏。 ”在这三十年里，我多少回走在“一人弄”的小道上，“一人弄”是我永远魂牵梦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