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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经纶（1888-1950）之后，广东在当代甲骨文篆刻上又有了新的收获——程扬近期的甲骨文篆刻令人瞩目。民国时期的岭南就已经是罗王之学的一个重镇了，有容庚、商承祚等大家奠基，文字学文脉深厚。程扬涵泳于此，经过30多年的沉淀、数以万计的篆刻磨砺之后，在思想、阅历与技艺全面成熟的盛年期，程扬终于在甲骨文篆刻上找到了充分发挥才分的领域。甲骨文篆刻最难的就在于，如何自由烂漫却又恍然有序。程扬却能在这个领域纵横捭阖，自信而从容地创作出了一批可圈可赞的甲骨文篆刻佳作，开出了一番篆刻新境。

图2

　　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程扬甲骨文印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息，阅读它是一个令人不断惊喜的体验。从内容到形制，从风格到技艺，如入宝山，令人目不暇接。他蓬勃的创作能力在甲骨文篆刻上一展无遗。程扬在方寸印面上显示了超出常人的气魄，5厘米的大印在他手下有如小品，无论刀法、字法还是章法，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他显然有挑战形式的兴趣，印章形制不拘一格，仅仅钱币的造型至少有五六种。当然，最有冲击力的还是他在甲骨篆刻上的不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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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批移刻自甲骨原文的印章，其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形制，一种是整饬的方形，一种是随形或者刻意残损的不规则形。化甲骨为己意，这种类似于晚明以来临创经典的创作，在他手底下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当自由的状态，源自甲骨文的浓烈味道恍如初见般鲜活。甲骨文字虽然已经超越象形成为符号，但仍有丰富的象形遗意，字形意味在似与不似之间，字势生动丰富，有似是非是、如幻非幻的迷朦感。章法排列随势就形，有一种自然天成的参差错落之感，让人想起星列河汉一般的和谐，别有一种瑰奇诡谲的美感。程扬于此入木三分。无论严整还是残损，都仿佛能够读到一种既远古又新鲜的“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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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扬的出色在于，这种看似自然的创作状态之下，其实是各种耗费苦心的巧思。

　　比如，可以读到他在印文与形制之间的相互成就。白文印“祝高寿”（图1）刻得轻松惬意，用刀圆厚，字形丰润，整体字势往左上扬，“祝”字仿佛一人由右面左向长者参拜，朱底白字，一派喜气浓浓的情调，与文意节奏相表里，令人会心一笑。

　　朱文“贪念坠落” （图2）下方的念与落二字，一坠落触地，一将坠未坠。而上方二字，则自上框略下垂，留出一片白，空而不虚。上边框虚而弱，下边框实而厚，匠心却妥帖。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有机关联被巧妙挖掘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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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扬结构细节的变化能力非常杰出。他似乎最不怕各种重复的“型”了。比如朱文“开工大吉” （图3）这种造型对称，且部首多有重复的造型，对于他人也许是难题，但在他的手下，仿佛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能力，具有完全令人“陌生化”的意外出奇效果。

　　还有如朱文“义京”（图4），多个重复的、对叠的造型与笔画，于他就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地变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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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古朴对称”（图5）这样的，似乎就是为了挑战难度的作品，六个垂足姿态妥帖，参差自然，变化自如，仿佛自己可以生长似的。来自金文的“亚”形框，四个边角形态迥异，也全然是信手而就、触意成文。

　　他在空间处理上也喜欢做一些挑战。朱文“为父”（图6），这样大小强烈对比的布局，已经算是含蓄的了。一些白文只刻半边如“春天”（图7）、“正岁”（图8）等，居然毫无松懈之感。

　　还有一个巨印令人印象深刻。一个8厘米见方的印面，只在左右参差各刻了“贞佳帝它我年二月”“贞不佳帝它我年”（图9）两行，中间是大片留空，而居然不觉得空疏。这么胆大的布局，想来也是不拘一格的甲骨文形制给了他许多开放式的启发，带来了形式上的解放，也给了他胆气，去打破汉印那种过于理性严谨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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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的是，他的“率意”是在一种合乎变化规律的节制下实现的，看起来丝毫不费力，却保持了一种整体谐和的互相照应。这才是程扬篆刻中最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有一种极为充沛旺盛，却又是理性活泼的艺术创造力量在涌动流淌。他这样的状态实在令人羡慕与赞叹。这在程扬那些显得更“放肆”“荒率”的作品里，能够更充分感受到他的超常控制力。比如朱文“女男共比”（图10），就比“古朴对称”走得更远一点，差一点就是荒率了。笔画与结字看起来草草而就，显得不太精细讲究，有不少断点。不过，程扬手下的刀，似乎已经具备了悬崖边起舞的能力，“荒率”之中流贯着一气呵成的浑融，许多看来不经意的细节，那些“意到刀未及”的断白处，流畅而成了整全的统一体，松而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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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白文“牛羊大马”（图11）、朱文“共兴”（图12）、朱文“家庭安定”（图13）这样的印，仿佛就是专门为了挑战

　　某种简单重复造型的变化。这种在不断结构重复中自然奇变的创造能力，显示了程扬篆刻控制与放任、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惊人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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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奇他的创作道路。就请教他，那种自由而有序的创作状态从何而来。他就告诉我，他的篆刻道路虽然一路多有明师指点，问学于诸多前辈名家，但却一直以自习自修为主；虽然始终以汉印为根基，却凭着兴趣和天赋广收博猎，不局一派一家。他一路走来，常常往来南北各地，不拘一时一地地访学与交流，因此师友遍及大江南北。显然，他走的是“六经注我”式的成长方式，比较注重内在力量的培育壮大。而在技艺磨练上，他也有过人之处。由于少年时乡下条件陋简，没有印床，一开始就直接上手，左手握章右手执刀，流了许多的血，手上的力量与控制却受到了充分的训练，下刀控形比较能得心应手。这也是许多篆刻家并不具备的能力。1976年开始入手刻印时，那些乡下百姓平时使用的印信，还是比石头更难刻的木头与牛角。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勤奋，随身带着石与刀，随时可以开始。有时开会、听报告甚至聊天、谈工作，都可以立马下刀，他珍惜一点一滴的时间。至今，他已经刻印两万多方了。我相信，仅就数量而言，当代篆刻家恐怕极少有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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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扬有今天的成就，显然来自他过人的勤奋与天分。他的勤奋与天分不只是表现在篆刻上，而是一体多面的。行政管理、读书著述才是他的本职工作，同样成绩斐然。他已经是广东艺术界重要的组织管理者，同时还出版了政治文学类的著作5部，艺术类著作近10部。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过人的成就常常与旺盛的生命力息息相关。30岁出头，他就已经在中国美术馆做过个人篆刻展，而成一时名家了。但他却从未停止前行的步伐。20多年后，他的艺术生命还做新的自我挑战，另开新篇，在难度很高的甲骨文篆刻上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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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刻仅在方寸天地施展才华，要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调和诸多矛盾，篆刻家绝大多数都养就了锱铢必较的敏感与能力。雕琢，是篆刻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然而过于雕琢，难免容易伤于艰涩与凝滞，会对气脉有所损伤。艺当以气为主，一气呵成，则神完气足；一口气断了，整体就瓦解为散金碎玉。许多篆刻家还是难免处于“做印”阶段，而程扬的篆刻，借着“无意于佳而佳”的甲骨文，从中汲取了自由天成的秩序感，超越了常见的过于谨慎的推敲，使刀如笔，而进入了一种浑然天成般的自由创作状态，变化自如而丰富。程扬自言，他现在刻印就两个字——自信，不再斤斤计较细节的得失，可以随时随地不受干扰地进入状态。这很自然地让我们想到苏东坡的自信：“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当然是需要胸有“万斛泉源”才能“不择地而出” 。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艺术家追求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程扬正在踏步走向这种境界。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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