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 2020 “在新时代的现场”当代文艺评论苏州论坛开幕，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建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超德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艺评论处在新时代的现场的意义和方式，给予了文艺评论工作者明确的价值阐释和行动指引。
文艺评论工作者在立说时首先要立意，文章的选题和角度乃至于文章的形式均建立在对时代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上。夏潮说，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有明确的定位，新时代对文艺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提供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美的文艺作品，文艺作品要增进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升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民族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用创新和创造的成果为人类文明不断作出贡献，展现自信、包容、创新的国家文化形象。文艺评论工作者要从时代的高度来认真思考新时代文艺的重要作用、思考文艺的功能和定位，评判在新时代成为热点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的价值取向。夏潮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发展，使文艺创作的方式、手段、机制、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群众的审美需求、文艺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广大受众的接受欣赏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文艺评论要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 ”基于此，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学会撰写适应新媒体特点和传播规律的文艺评论，夏潮认为，这对于很多学院派出身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体制内评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在习惯撰写长篇幅学术论文同时自觉转变文风、转换话语体系、转移表达阵地，尝试写出更多的适应互联网时代传播要求的批评文章，注重语言和风格的创新，改变“自说自话”的评论现象。
高建平
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是一种互相对话的关系，但都需要面向现实发声，着重解决实际问题。高建平很认同夏潮的观点，他以自我革新的精神来看待当代美学理论的发展，并提出要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他认为，政治、文化艺术和学术等各方面都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新的情况产生了新的话题，那么就需要针对新的话题进行理论研究，要走出旧的美学而重构美学。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来说，也都需要理论的动态发展。在这一共识下，当代美学应强调行动，而不是建构一种书斋里的理论，当代美学发展要敏感地关注当下现实，要敢于发声，在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在现实的刺激下形成新的理论。
文化自信需要提升是在社会文化、文艺现场亮起的一个显著的信号。高建平首先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当下需要加强文化自信的原因，他提到，由于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比较晚，有很长一段被动挨打屈辱的历史，所以许多人从文化上找原因，致力于文化的改造和更新。为了改造旧中国，人们打开了国门，但在内因外因作用下，一些人在文化上变得不自信。高建平认为，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要面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要从向外学习走向建立中国新的文化，文化自信应该有一种健康的态度。他说：“文化自信的意义建立在文化能够创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辉煌过去夸耀的基础之上。正如中国美学界不要老是夸耀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 ，而应该创造一个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新美学。自信要依托创新力，文化应有生机勃勃的气象。 ”他还说，“要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自卑、不要自傲，这才是一个自信的态度。”
汪涌豪
文艺评论处在新时代的现场，而不是游离于现场之外，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做到“不逾矩” ，需要文艺评论行业的约束，也需要评论者自身责任意识的落实。汪涌豪的演讲从中西批评家的境遇对比这一话题引入，他首先谈到了当前“批评的质量不高”和“批评家的态度不好”两种情况。由于批评要调动各种知识、要讲究语言，所以前者关乎学养。但另一方面，精致的语言不应成为掩饰批评家态度的工具。对于“批评家的态度不好”这种情况，汪涌豪举出了两类现象，第一类是评论者不细读文本，将专业批评变成了话题批评，“有时候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谈到他所批评的作品本身” 。第二类是“评论者没有立场，在笔下装糊涂，始终说着好话，批评的方面轻轻带过，使得自己在创作、媒体、评论多个方面都能全身而退。这种批评出让了批评的原则，变成了圈子化的批评。 ”汪涌豪认为，我们对文艺批评的职业操守认识尚有不足，职业伦理是面向大众的。随着文艺发展，文艺批评日益走向组织化、职业化，批评家也从其他社会角色当中日益分化出来，固定化的批评家角色应该明确其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比如是否意识到自己言论的边界、批评有没有公共性、是不是符合公理、是不是承担了应有的社会责任，由此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同时，文艺批评者在履行责任的过程当中，对可能发生的后果要有所体认，要努力克服后果负面的部分。汪涌豪认为， 21世纪是伦理自觉的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历史境遇文化背景当中的人民，都开始讨论和关注精神世界当中发生的种种伦理觉悟，为走出碎片化的现代困境提供各种方案，为了避免文艺批评沦为自由的意见市场，我们需要规范和重构评论家的职业伦理，提升评论家的伦理觉悟。汪涌豪提出，批评要有诚意，批评要用真心讲真话、提真问题，批评要放眼广大的人生，要放眼外部社会与世界，批评要引领创作走向全面、深刻、积极向上、具有更大的关切等。
刘伟冬
刘伟冬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理论评论某些现状的担忧：“如果细数一下博士论文，例如美术、设计、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等门类，至少70 %的文章写的都是‘过去时’ ，对当代问题很少涉及到。如果博士们作为一个精英阶层，对当下不去关注、对未来不去展望，在未来可能在精神层面上、在学科当中将成为一种缺失。 ”刘伟冬认为，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具有一种情怀，应以全面参与社会建设的姿态去与受众沟通交流，应关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刘伟冬关注到了社会美育的问题，他说：“美育是是非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种涵养，是通过艺术的路径而达到一种道德层面上的成果。相比之下，有些艺术教育更多是一种技术上的完善。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针对青少年的艺术培养方式、为他们提供的文艺作品，与美育的目标还有差距。相比“高大上”的作品，接地气的作品更能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应，使青少年有道德、有审美，成为社会正能量的因素。”
李超德
每个地域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如何面对历史也是塑造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论坛的举办地苏州曾是传统的文化江南的一个中心，苏州当代美术应如何体现其“当代性”呢？李超德指出，关于“吴门画派”传统精神与“新吴门画派”创新表达的讨论，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针锋相对的紧张关系。一些学者站立在自身的文化立场试图把握话语权，或强调文化自信，或强调当代性，却忽视了在继承中体现的当代表达。李超德认为，文艺创作与评论必须在“苏州当代绘画应该表现什么”和“文化苏州应该反映什么样的精神风貌”这两个问题上加以探讨，方能揭示绘画艺术的时代特征和创造性本质。与把“新吴门画派”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创作成果不同，李超德是将“新吴门画派”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来探讨当代苏州绘画的时代性和当代价值的，他结合苏州当代绘画作品指出，“吴门画派”积淀的人文精神与气质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它已成为浸入骨髓、流淌在血液里的一种内在精神。历史上的“吴门画派”恰好是传承与创新艺术理论和实践的一份文化样本。所以，“当下回顾和研究‘吴门画派’ ，是希望艺术创作和文艺评论不囿于个人趣味的小圈子，应该用更为宽阔的艺术视野和胸怀，积极消化融合历代吴门精粹，努力构成苏州新美术的时代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