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四五百年前的希腊古典时代，奥林匹克运动发祥地的艺术家们就创造了许多体现体育竞技活动的精美艺术品，其中出于米隆之手的《掷铁饼者》雕像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古代，专门表现竞技项目的美术作品则出现得较晚，这与东西方人对身体观念的差异有关。

　　但是，中国的竞技精神并没有因此丢失。在历代的军事美术和风俗画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表现各种竞技的形象。与西方不同的是，它们之中大多数不是单纯的竞技项目，而是出于军事生活和世俗生活之中的有实用功能的一种活动。这种差别构成了中国竞技的特点，中国古代竞技美术作品也因此具备了表现军武之气和生活情趣的特征。

　　从战争而来，为军事而设

　　竞技，培养的是人们战胜对手的各种技术能力和竞争精神。在冷兵器时代，竞技的内容往往来自技战术，并以强化、提高技战术为目的。竞技美术自然也以反映技战术竞技为一类重要题材。

　　在西汉墓室画像石、画像砖中，就刻画有习武人物的情形。例如，在1981年山东金乡县城东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绘有5名武士的形象。其中，左侧绘有两名武士，一人持剑，一人持矛正在对练；右侧两名武士持矛相对而立，中间站一武士拱手于胸，似为裁判或教练。这个中间人物的出现表明了武士们是在进行竞技操练，而非进行战斗。

　　在古代反映军事竞技的美术作品中，除了表现竞技操练之外还有一类用于培养军队竞争精神与协作能力的竞技活动，其中，人们熟悉的蹴鞠就是一类常见题材，还有与蹴鞠相似的一种传统竞技项目叫做击鞠，即古代的马球。以击鞠为题材的古代美术作品保留至今的不多，具有代表性的较早作品当属1971年陕西省乾县出土的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马球图》位于墓道西壁，高229厘米、宽762厘米。图中绘有骑马人物20余名，马尾扎起，虽然是宫廷贵族的击鞠比赛，但这种效仿军马的情形有力地证明了击鞠来源于军武之中。

　　这幅墓室壁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击鞠运动的最早实物资料。从这幅图上得到的形象资料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球棒的形状是顶端呈弯月形的木棒，印证了唐代蔡孚《打毬篇》中“初月飞来画杖头”和唐诗中“月仗争击拟未休”的说法。史料所载当时的击鞠场所选址于宫廷、贵宅或是军队专用球场，而这幅壁画描绘的竞技场地选择的则是郊外，在人物周围绘有山石、树木，可能是在郊外游玩的一项活动。画面上的山石、树木与人物、马匹的比例呈现两种情况，有一部分自然环境与人物比例极不协调，而另一部分则讲究山石与人物之间的前后空间关系。从这两种现象可以推断这幅巨大的壁画并非由一位画师完成，其面貌正符合盛唐时期山水画萌芽的特征。盛唐以前，山水树木只是作为陪衬，往往呈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其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的形象；盛唐之后，山水画逐渐成为绘画领域的一个独立画种，这幅画中的山水形象正好体现了当时这一过渡时期的特点。

　　章怀太子墓的这幅《马球图》壁画所表现的马球竞技娱乐分两队角逐，除了赛场上相互竞争的人物之外，另有十余人骑马在周边观望或纵马山间，人物衣着均无甲胄，充满生活的气息。

　　贵族郊游除了球类竞技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狩猎。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的对面，即墓道东侧墙壁上绘有一幅高约2米、长约9米的《狩猎出行图》。图中共绘有骑马人物46个，同西侧壁《马球图》中的马匹相同，除了章怀太子李贤所骑的马匹之外，其余马匹皆为剪鬃扎尾，为军马装扮。图像较之《马球图》更为激烈，画面上骏马驰骋，旌旗猎猎，一副大队人马势不可挡之势。马上人物身带武器，几乎人人束腰带，腰中左侧悬挂弯刀，右侧系箭囊，可谓威风八面。图中人物有的还架鹰抱犬，携带猎豹、猞猁等动物，可见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驯养狩猎动物。在首都博物馆藏的《打猎图十二通景屏》、《打猎图卷》、《围猎图卷》、《行猎图卷》、《僧忠亲王行猎图卷》等清代狩猎图上也可看到猎犬、海东青等用来狩猎的动物。

　　首都博物馆藏《围猎图卷》就反映了清代皇家“木兰秋狝”的盛大场面。这幅作品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清代画家兴隆阿所绘制的《木兰秋图》在画面构图形式和内容上极为相似。画面构图大致可以以远方（画面上方）穿流而至的河流分为御营（大营）、看城与合围场以及集市三大部分，河流自御营和看城中间流过之后向画面右方一转，将看城与合围场围住，在御营以及河流以南（画面下方）是繁华的集市。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看城之外的山岭之中，众多八旗骑兵依山势合围成狩猎场所，“如星之拱所，似月以圆称”。据记载，行围开始时数百人分别进入山林围而不合，称为“布围”，布围时管围的大臣率领兵卒按照山势大小远近，在不同大小的范围内列阵，两翼都在看城合拢时，即为“合围”。这幅图中所描绘的就是兵卒们合围猎场时的情形。

　　承德避暑山庄藏兴隆阿所绘《木兰秋狝图》经考证为清代乾隆时期的作品，而本图所绘的狩猎动物与《木兰秋狝图》相同，符合乾隆朝狩猎的特点。

　　除了皇帝行围之外，王宫贵胄们也会用行围打猎的方式操演军队。《打猎图十二通景屏》以12幅条屏连续构图组成的“海幔”形式描绘了满族王公出行围猎的场景。该画面构图严谨，右起第三屏条与第九屏条上各绘有呈弧形排列的骑兵，他们背插四爪龙旗，合围成狩猎场的边界，画面（第六屏条）正中伞盖下绘有被待从簇拥的王公贵族，王公正前方的骑射手围成圆形，并非打猎，而更像是在操练阵法。从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军队已经成规模装备了火枪，从服饰上看，火枪手与骑手分开，已经成为独立兵种。

　　从生活而来，娱乐其中

　　中国古代的竞技除了激烈的带有军武气息的活动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人们生活中的娱乐嬉戏和修身养性。这其中既有日常生活的轻松与安宁，又有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积淀，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生活情趣。

　　人们所熟悉的象棋、围棋、纸牌等各类棋牌历史悠久，以它们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种类丰富，从画轴到陶瓷和铜器的装饰图案，经常可以看到对弈下棋的场景，可见此类竞技游戏影响人们生活之深。通过故宫博物院藏的五代时期《弈棋纹镜》、清代《孝钦后弈棋图轴》，以及首都博物馆藏的金代《五子观弈人物铜镜》，清代《五老观棋图轴》、《观棋谱图轴》等文物，我们不难看出下棋对弈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的受众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布衣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普及的竞技娱乐形式。

　　首都博物馆藏的《斗蟋蟀图轴》则代表了另一种民间竞技游戏——斗戏。斗戏，以蟋蟀等草虫、雄鸡等动物为争斗主角，利用动物之间争斗的习性使之互斗分输赢。这幅《斗蟋蟀图轴》描绘了大户人家花园里，儿童们斗蟋蟀、捉蟋蟀的场面。

　　与之类似的故宫博物院藏的两幅《清明上河图卷》中描绘的赛龙舟等竞技活动，都是与节令民俗、岁时习惯联系在一起的带有竞技性质的娱乐活动。这种顺应天时季节而专设的竞技和娱乐项目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代表了中国传统竞技的特征，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传统竞技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向神献祭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中国人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而中国的竞争精神是内敛的，除了战场上生死拼杀的军武之风外，走向生活的竞技更多体现在智力较量和知识较量上，强调的是和谐和发展。

　　表现中国古代竞技的美术作品也因而在军武与生活之间发展着，更多的情况下，军武之中体现着生活，生活之中包含着较量和竞争，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人物画、军事画（鞍马人物画），又不同于西方写实的生活片段小品，这种面貌构成了中国古代竞技美术的特征。

僧忠亲王行猎图卷（清） 纸本设色

五老观棋图轴（明） 绢本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