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生活化风格与社会图景展现
——巴南作家群小说枝叶谈
栏目:视线
作者:邓毅  来源:中国艺术报

  提及重庆巴南,我会想起木洞镇的山歌,接龙镇的吹打乐、花溪镇的民间歌舞,连同那山乡回荡耳畔的儿歌。那是巴渝文化的一部分,既显现出历史文化的积淀,又彰显出时代人文精神。

  刻下,我拜读了《巴南作家小说选》书稿。作家的作品,述说生活的故事,它没有长篇的体量,而是用短篇乃至小小说的容量,写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百姓生活的发展与变化。作家们描绘的小说场景组合呈现出了一幅恢宏且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卷。既令人瞩目,又让人欣喜,弥补了我对这一区域那些文学作品的记忆空白。

  巴南作家始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城镇与乡村,他们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叙写在变革阵痛中化蛹成蝶的人们的心路历程。以生活含量丰富的书写有力地传达中国城乡现代转型的历史脉动,充分发挥了作家作为时代鼓手的历史作用,并以深刻的历史理性来观照生活现实,体现出社会转型中人们生活的冷暖、创业的艰辛、道德的坚守、良知的呼唤,表现出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作家群难得的担当!然而,这部小说作品选中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广幅宽轴的生活画面、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刻多维的民族文化探寻,都为这个时代所遭遇的历史、文化困境及在困境中潜力突围的精神图景做了生活的演绎。

  纵观巴南作家群、作家作品的创作题材,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作家注重扩大日常生活中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丰富生活阅历、积累生活经验,拓宽生活领域。在创作中以生活经验和素材积累为基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比如有的作家比较熟悉农村,主要写农村生活题材,就注重积累农村的经验;而有的作家比较熟悉城市,主要写城市生活题材,就注意城市经验的积累。然而,日常积累毕竟有限,去体验自己不太熟悉的生活领域,扩大经验,最终呈现在作家作品里的人物、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乃至职业特点,如此云云,还包括情感体验与思想感情的积累。不难窥见,在作家们的小说创作中,体验生活之余还需有所感动、有所思考,而非无动于怀,仅限于搜寻奇闻逸事。有了情感体验和思想感情的积累,生活经验和素材便有了活力,作家写作才激情喷涌,创作思想才有了高度与深度,才能令人喜出望外。

  巴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既然源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源于阳光般哺育自己创作的生活,那么,作家们的小说情节结构便有了生活化的风格。戚万凯的《唉,我那个老头子》 、刘凡君的《您好卡拉OK》 、陈显明的《悠悠跑道》 、李华的《出殡》 、刘学兵的《那怎么行》 、徐平的《书记做媒》 、杨超的《局长与树》 、邹景高的《找书记》 、洪德斌的《我不能那样做》和胡歉志的《补缴党费》及刘明康的《老憨》 ……让小说中的人物以自身的结构形态展呈在读者面前。小说中发生的一切,如同现实生活中分散状的现象,仍以分散状的原样呈现出来,为一个有头有尾的叙事设置戏剧化的冲突情节。其用意似乎不在于对主干的描绘,而在于对繁枝茂叶的涂抹。大量的诸如历史地理、民俗风情、传闻轶事、掌故习俗,以及一日三餐等非故事情节因素挤入小说,把小说的故事情节线切割得断断续续,若有若无。

  面对生活化的风格,作者的叙述态度是客观的,情感既不“介入” ,更不在小说的表层裸露。虽然不少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但也形成了一种小说的纪实风格,打破了故事小说的线性因果情节。或许,作者对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不感兴趣,其意图是要在看似无序、残缺、不完整的生活碎片背后,让人们看到一幅全方位观照的生活立体图。

  诚然,社会生活就是人在一定环境中的社会活动。 《巴南作家小说选》的创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以小说反映现实,是通过人物形象、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再现出来的;对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理解和把握,也是读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感受、理解、体验而达到的。深刻广泛的社会概括和鲜明独特的个性有机统一,使人物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但塑造出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也把他们俨然编织到巨幅的现实生活叙说之中,表达对现实乡村、历史城镇的深刻思考,充分体现巴南群体作家把握人物内心、彰显人物个性、揭示生活本质的睿智与能力。无论是战斗在抗洪抢险一线舍己救人不幸牺牲的英雄林大成、大爱施水献井为民的沈华子,还是退伍军人阿睿的传奇故事,乃至那山里赶生与村姑沉鱼的“秦晋之好” 。作者都根据生活原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来,奏响一曲曲礼赞英雄、颂扬真善美、讴歌新时代风貌与人文精神的高昂凯歌。

  窃以为,小说家既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外部来刻画人物,也可作为参与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身临其境地发生联系,这样也许更有利于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刻画。唯此《巴南作家小说选》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一部分作品以充满民间习俗的生活图画架构全篇,以传统的风俗习尚描写,来强化人物的类型和丰富的个性,同时预示人物命运,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徐平的《喜糖》 、高光亮的《月圆中秋》、李彩凤的《彩凤上坟》 ……作者借风俗刻画人物,突出人情和人性,在民风淳厚的乡村,人与人之间似乎都有重人情的传统美德,但作者通过民俗描写奉献给读者的人情,格外细腻感人。巴南作家注重对地方人文地理民风民情的描写,注重对人物生存环境的现实感与历史感的营造,这样使得在一定地域发生的故事情节与地域特色的典型环境同时成为小说人物性格成长的深厚土壤。在这充满世俗习尚的风俗场景的描写中,凝结着作者的历史意识、民族文化意识。

  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古老风俗是构成我们新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也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它既是民族心理的重要表现,又是民族生活文化的反映,更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巴南作家把丰富多彩、健康的风土民情融进小说创作中,用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得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与浓郁的地方色彩。

  在《巴南作家小说选》中,作家通过描绘小说中的民情与风俗来强化作品与民众的生活和艺术情趣的联系,使文学回归到现实主义、回归到民族传统中去,再表现那种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学历史感触与文化现状的思考。民间传说使他们小说的文化底蕴显得更加深厚、地域特色显得更加突出,这也体现了民间传说作用于当代文化生活和彰显地域特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应该说,巴南作家小说作品在充满文化意蕴的小说创作中找到的不仅是思想内容的深化,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最适合表现这种思想的多元艺术世界,以及性灵所至的独特艺术感受。文学语言、形式及创作个性都异彩纷呈,让读者在审美过程中体会到作品内在的、隐性的、强大的主体冲击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