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连续三年举办“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
手拉手共舞共建“一带一路”民心之桥
蒙古国西部舞蹈《贝勒格》
马来西亚肯雅族舞蹈《犀鸟之乡》
热烈欢快的小尧苗族花鼓舞，洒脱端庄的藏族筛巴学勒歌舞，充满神秘异域风情的越南逐邪舞，粗犷朴实的韩国长鼓舞……不久前，“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及学术研讨会又一次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来自中国、韩国、尼泊尔、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泰国7个国家的汉族、藏族、苗族、瑶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10个民族的15个节目参加演出。这已经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连续第三年举办这一活动。自2017年该基地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及学术研讨会活动以来，共有全世界9个国家、 36个地区、 8个民族的艺术家带来了36个民族传统舞蹈作品，每年邀请海内外十余个地区的艺术家、学者、舞者，就各民族的传统舞蹈传承与发展情况进行交流。“一带一路”民族舞蹈展演品牌正在形成。
初心：让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我自己是少数民族，从17岁开始在中央民族大学就接触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到北京舞蹈学院工作以后，也是做这方面研究。 ”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项目负责人邓佑玲谈起“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时充满了感情。
2011年，邓佑玲承担了北京市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与审美研究项目。这些人口30万以下的民族，基本分布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人口虽少，但文化样态丰富，语言、信仰、生产方式等涵盖了狩猎、渔猎、农耕、工业化等各个文明形态。调研中，邓佑玲发现这些民族的舞蹈面临着两大冲击：一个是欧美文化和境外邻国文化的冲击，一个是时尚文化和周边人口较多民族文化的冲击，比如在云南、西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较多的民族文化会影响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社区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传统民族舞蹈是落后的、土气的，不登大雅之堂，年轻人更是如此。
经过四年多时间对18个人口较少民族舞蹈的调查研究，邓佑玲将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蹈现状总结为“八化”趋势：舞蹈数量趋少化、传承人老龄化、内涵简单化、情感空心化、舞蹈时空随意化、舞蹈仪式趋简化、功能风格趋同化、舞蹈音乐电子化。
调查中，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集成”调研中的大多数民族舞蹈老艺人已经过世或进入老龄状态，艺人掌握传统民族舞蹈的能力和程度也受到身体条件的制约。如阿昌族中以前能歌善舞的“梢干”现在寥寥无几，技艺明显下降，而且在当下的传承中，群众不关注本民族舞蹈的起源、历史、发展、相关民俗等文化内涵，舞蹈在口头文学、音乐歌唱、节日仪式等方面的传承缺失，表面上看，还有人会跳，但舞蹈内涵却越来越空洞。比如景颇族目瑙纵歌舞蹈，本是对民族迁徙路线的历史记载，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但当下的表演则少有人了解其中的文化积淀，大多只是热闹一下而已。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近十几年来“旅游热”出现的。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舞蹈经过舞台化、旅游展演或政府的节日打造，更加注重舞台展演，对舞蹈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情感、精神内涵重视不够，甚至出现“唯娱乐化”的倾向，抽离了原本神圣、庄严的情感内容，舞蹈活动的主体和对象从虔诚膜拜神灵先祖的乡民，变为单纯好奇、看热闹、观光的游客和活动中的看客，传统乡民的恭敬之情、喜乐之情、忧惧之情日益淡漠，特定时空中舞蹈的神圣性不再。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推动下，邓佑玲认为民族文化不仅关系本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事关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更关涉到中央政府兴边富民、文化固边、文化生态保护等多项决策的实施。对于世界民族传统舞蹈文化来说，同样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因此她建议要健全完善民族文化传承人制度，充分利用文化传习机制，建立“人”的活态的传承，着力营造民族传统舞蹈及其文化的社会传承氛围，加强科学研究，努力为民族传统舞蹈及其文化传承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正是举办“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的“初心” 。
双赢：民族传统舞蹈进入高校舞台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遭遇困境，怎么办？邓佑玲的办法是结合北京舞蹈学院现代教育、规模教育的优势，给丰富的传统艺术一个展演展示的平台。“少数民族舞者很多不自信，觉得自己的舞蹈不好，土气，觉得外来的、现代的、流行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自信和动力。 ”
对于学校舞蹈教育，展演也能带来诸多益处。“学校教育的重要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举办这样的展演，可以实现高校的综合功能。 ”在邓佑玲看来，舞蹈学院培养人才，除了对芭蕾等国外优秀舞蹈的学习，中国本土舞蹈也是重要的源泉，但很多学生没有那么多机会到各地采风，所以把民间舞者请上来，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近距离接触原汁原味、最本真的舞蹈文化。
展演也为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抓手。基地建设之初，其理念就是开放、包容、共建、共享。“我们希望这里成为世界各民族舞蹈文化的聚集地、舞蹈文化交流中心。 ”邓佑玲说，为了基地建设，同时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基地研究者从2016年就开始走出去。“我们从2016年开始做海上丝绸之路调研，今年是第四届了，去了尼泊尔、印度、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今年去了意大利。 ”调研中邓佑玲发现，很多年以来我们与周边邻国的舞蹈交流并不多，而是与欧美发达国家交流较多，关注点也以芭蕾和现代舞为主。“其实对我们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来说，要从哪里寻找资源？活态的古典舞在戏曲里保存了一部分，更多地在我们周边国家的民族舞里可以找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让我们重新开启了一条寻找活态的古典舞的道路。 ”
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舞蹈进行交流，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延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打开外交局面，中国在万隆会议之前开展了一系列舞蹈外交的工作。“舞蹈外交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发挥文化艺术直抵民心的交流作用，我觉得舞蹈人可以力所能及地开展一些工作，第一是走出去调研，加强交流，第二是我们还想把世界各国传统的优秀舞蹈资源做个记录，保留珍贵的文化资源，第三是引进来交流，学习分享。 ”
走出去建立联系，为“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最近三年的展演中，观众看到了尼泊尔传统婚礼舞蹈、韩国康翎假面舞、马来西亚肯雅族的犀鸟舞等众多不同国家的舞蹈。尼泊尔、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这些都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研究者走出去以后建立的联系，通过前期的调研和了解，在演出前把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再请进来。在有些地方，当地人自己都不会下去，但邓佑玲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深入海外的田野，就是要找到这个国家最传统的舞蹈。“我们在马来西亚找到一个少数族群，那里是偏远山区，先要坐小船，再坐汽车过去，直到现在那还不通电。我们不仅去了，还把这些国外的少数族群舞者请到了北京。这些人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来到北京，完全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繁华，感动得哭了。 ”邓佑玲说。
很多中国少数民族舞者来参加“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也一样是第一次走出大山。2017年第一次展演时，来自西藏山南市桑日县绒乡巴郎村的民间艺人以前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也没去过拉萨，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大舞台，在台上就感动哭了，他们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一生还有这样的机会” 。通过展演，这些少数民族舞者得到了尊重，收获了掌声，增加了自信。
展演的丰富性也给舞蹈创作者、研究者提供了观看与研究的对象，搭建了一条通向民族舞蹈的桥。参与展演的队伍来自世界不同的气候带，造成了他们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例如地处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哈萨克族，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劳作方式以畜牧业为主，马是哈萨克族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因此就会创作出《卡拉角噶》这样以“黑走马”为表现对象的舞蹈。而生活在热带气候的马来西亚人，因当地终年无四季之分，气温变化较小，雨量充沛。大部分犀鸟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此他们就有了动态性极强、表现男子威猛的舞蹈《犀鸟之乡》 。从舞蹈本体的显要动作部位和动律来看，各个地区舞蹈节目也不尽相同。以哈萨克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终年与马相伴，在马背上生活，因此下肢动作较少，显要的活动部位集中在由肩部至指尖的上肢，以手腕的翻动展现女性的柔美。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受到地势和服饰的限制，以古老的圈舞为形式，联袂而舞，集中在下肢的顿、踏、撩等动作。从节目的类型来看，舞蹈的功能和来源各不相同，大致有祭祀性、表演性和自娱性三种，从中观众可以看到舞蹈多元的文化功能以及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虽然现在经常说‘深扎’ ，但很多老师时间、精力有限，所以集中请上来，能够给舞者和研究者提供创作灵感，各民族的舞蹈的动力、样式、服装、音乐，能最直接地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 ”
在今年“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期间，海淀区委区政府、北京舞蹈学院又联合主办了“中关村舞蹈节” ，在海淀公园为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纷呈、难得一见的舞蹈展演。由20支舞蹈队伍、近500人组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民间舞蹈团体在海淀公园惊艳亮相，并在海淀公园西路进行了室外舞蹈巡游。巡游结束后，舞蹈队伍在海淀公园内的百姓大舞台进行汇演。通过政府和高校合作的模式，借助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这一交流平台，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在文化惠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积极参与了首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展演平台，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沟通、交流，让我们的传统舞蹈艺术被更多国家的朋友们所了解，从而增加自身的民族认同感，提升文化自信。更要以舞蹈艺术为桥梁，铺设一条各民族艺术交流之路、各民族文化共享之路，各民族幸福生活之路，架设一条民心相通相融之桥，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手拉手共舞中共情共鸣，共铸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邓佑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