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 ，龙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龙”被翻译到西方后，往往与欧洲神话中象征恶魔的虚构动物同名。“龙”的翻译对中国形象会产生多大影响？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日前主办的“论道稷下：图像入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学术论坛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施爱东提出的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通过研究近代欧美漫画，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形象表达与漫画时代之间的应对考察，施爱东得出结论：中国形象的好坏，主要关乎国力，其次关乎价值观，与中国龙的被译作“dragon”还是“loong”没有关系。

　　本次论坛围绕“中国图像史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图示与图解：读图时代的历史研究”“以图证史与以史解图：图像入史的路径及其限度”“历史真实与再造想象”等话题，赵世瑜、韩丛耀、施爱东、孙景超、王加华、朱振华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20多位学者在论坛上展开研讨，既有理论探索，也涉及中国古地图、东汉墓地祠堂、古代帝王图像、南宋《万里长江图》 、早期中国图像与天梯观念、历代《职贡图》 、明清滇黔苗夷图等当下图像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图像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符码，是最常见的历史研究材料，它比文字更久远、更直观形象地记录着人类社会历史，表征着人们的精神范式，视觉性地刻记人类历史的主线。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丛耀多年从事图像学研究，他学术背景和经历丰富，对痕迹性图像、相似性图像、象征性图像都有研究。在他看来，图像研究是一种复合研究，所以他提倡图书馆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相互学习与借鉴。

　　图像史学从西方传过来，有着浓厚的学科交叉、互融的特点。但中国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因此中国图像学研究应该具有自身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以孔子对“图”的态度为例进行了深入论述。中国古代的商周礼器上存在大量图像，但是到了汉代，《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等众多文献篇目，只有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天文、历法6类文献中有图卷，而且这些用图表现的文献基本与礼仪没有关系。另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是，最重视礼乐制度的孔子，为什么他在言论中多次提及乐和舞，却没有对图像的讨论？赵世瑜分析，孔子认为“礼不下庶人” ，图像和乐不同，是庶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上升到礼。所以图像和歌不具有规范的意义。中国古代祭仪中的图像是民间传统，而礼乐制度是用来明确和维系等级身份秩序的，前者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总体来说，中国越早的礼器上的图像越具体，越晚的礼器图像越抽象。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成一农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以往被忽略的史料被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如民间文书、简帛等。但同其他新史料相比，虽然图像史料得到了研究者的推崇，但一直以来并没有取得太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对“图像入史”的焦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结合山东莱西市双山村《马氏族谱》 ，讨论了民间文献图文并存的传统，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大量图文并茂的民间文献资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对于近世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化成为可能，并有可能促进关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研究。

　　“近些年来，图像入史或者说图像史学研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指出，纵观与图像有关的“史”的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路数：一是直接针对图像本体诸问题进行探讨，如构图、形式、风格等，主要集中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领域，如以沃尔夫林、李格尔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艺术史研究；二是将图像作为“资料”与“证据” ，以图证史，如将《清明上河图》作为直接证据探讨宋代社会各面向的问题等，强调图像对于“补充”文字史料的价值与意义；三是图像学的研究路数，除关注图像本体外，还将图像作为一面“镜子” ，强调图像所“再现”的社会诸层面问题。王加华同时提醒，当下图像入史也存在多方面的陷阱，比如很多研究图像者对图像本体的形式层面、艺术风格发展等内容并不了解，存在误读、过度阐释。他强调，相关研究一再批评图像史学研究中将图像作为文字资料辅助与补充的倾向，但图像证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文字的，事实上，正是文字记载于介绍的背景中，图像证史才成为可能，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文字来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