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有幸拜读了满都麦的《草原生态文明的守护神——乌兰察布敖包文化》一书，该书将影响游牧社会道德、人文世俗、生态观的敖包文化之来龙去脉以及其精神寄托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于这位从游牧大本营走出来的生态作家来说，敖包文化是他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漫漫数千年间，草原上每座敖包祭坛，络绎不绝地领略过无数个遵循天道者丰盛的祭祀、虔诚的叩拜和衷心的祈祷。

　　满都麦发现，敖包文化之经典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因内蒙古地理位置与内地农耕文明毗邻等诸多缘故，原乌兰察布盟四部六旗（即四子部旗、茂明安部旗、喀尔喀右翼部旗及乌拉特部三旗）及其与蒙古国接壤的草原曾是历代北方游牧部族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黄金地带。各部族为彰显其势力范围，凸显自己的宗教信仰，敖包建筑到处林立，并逐渐成为敖包文化经典荟萃之地。

　　满都麦认为，源远流长的敖包文化是崇拜大自然的精神文明载体，是马背民族顺从自然、敬畏生命，净化心灵，规范人文行为意识的载体，是引领整个游牧社会营造生态文明的伟大创举。

　　内蒙古高原因北温带气候所致，无霜期短，降雨量少，季风强劲。加之地质构造之故，其地表有机土壤普遍贫瘠。弥足珍贵的生态植被极为脆弱，倍显来之不易。当绿色植被一旦被破坏，其自愈的可能性便极其渺茫，加上强劲季风的风蚀，有可能沦为与绿色无缘的溃疡性沙化地质。

　　为了因地制宜地生存下去，对高原生态了如指掌的北方先民毅然选择了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模式。实践证明，在自然生态禀赋先天不足、茫茫无际的内蒙古高原，持之以恒的游牧体制是与自然生态相濡以沫的优势经济。游牧的经济模式通过犹如蜻蜓点水般流动的畜群在觅食之际不断排泄的粪便，给土壤注入求之不得的有机肥。与此同时，又把粪便中尚未破损的异地草木籽种播种于当地，促成了生态植物的多样性。尤其在春暖花开之际，大小牲畜浑身上下的毛发又成为传播花粉的园林使者。

　　随着游牧社会的与时俱进，敖包被赋予的精神寄托、文化内涵及人文世俗也在与日俱增，从逐渐丰满升华为包罗万象。每当马背民族远征出行、搬迁倒场、干旱求雨、期盼人畜平安、国泰民安时，都要通过对敖包予以祭拜来进行祈祷。所以，依赖于绿色生态禀赋而游牧生存的蒙古族人，为了遵循天道，世世代代在敖包生灵的感召下，对游牧所至草原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包括那些微弱的蚁虫，一律看作是使命不凡、缺一不可、维系生态体系的使者，他们以无比敬畏之情予以精心呵护与关爱。

　　公元1206年，当成吉思汗登基成为蒙古帝国大汗之际，就颁布实施《大扎萨》法典，对保护草原森林、野生动物、河流湖泊、生态植被等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规。由此，敖包所承负的使命职责便更加广泛，即将法治与上天之因果报应融为一体。这也使得作为生态文明的守护神——敖包之神能更加“神通广大” 。成吉思汗同时对官方的敖包祭坛所呈现的文化象征、寄情寓意及其造型风格，予以普遍的规范统一。

　　从清王朝统一中原之后，藏传佛教逐渐取代了蒙古族的萨满教，但二者在崇尚自然、敬畏万物等宗旨理念方面却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共同点。为了站稳脚跟和弘扬佛法，初来乍到的喇嘛教也以敖包文化为切入点，并在朝廷的资助下，在草原上大量修建佛教寺庙，到处兴建风格与萨满教类似的敖包祭坛。

　　数千年来，遍布于北方草原的敖包祭坛是生态文明的守护神；是与游牧民族祖祖辈辈、心灵相印的精神依托；是时时处处左右人们行为意识的指路航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沧桑的敖包文化依然在与时俱进。进入新世纪以来，标志时代人文、精神寄托的新型敖包层出不穷。在判若繁星般的敖包群落之中，出现了“知青敖包”“长调敖包”“神舟敖包”等用以敦促人与自然和谐、呵护生态文明的敖包。尤其是近年来，草原各地将坍塌的古老敖包予以修复，古韵沧桑、神明通灵的敖包文化更是炉火纯青。加上每年一度、声势浩大的敖包祭祀传统民俗活动如火如荼，有些离乡背井，远在异地他乡的人士，为了参加祖先敖包的祭祀活动，甚至拖家带口、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事先赶回来。

　　在生态文明至高无上的今天，崇尚自然、敬畏生灵、呵护生灵、福佑安详、源远流长的敖包文化焕发出新的青春，它将更加光彩夺目、引人入胜。发挥其由来已久的通灵万象的神能使命，使苍茫无垠的北疆草原再度复原其碧野茫茫、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生灵百态的原生态景观。

　　（作者系内蒙古民协副主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