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职业大全（浮世绘版）》（局部）
狩野晏川作（北尾政美原作）
“在早期的博物馆中，馆内的藏品和标本才是博物馆的‘原动力’ ，而在当下‘超级连接’社会的背景下，博物馆的‘多边协作’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日前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第17届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尔历史博物馆教育对外合作科科长金志娟的一席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
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是2002年由中国首都博物馆、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和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作为三个国家的首都城市博物馆共同发起的一个国际性博物馆学术研讨会。每年轮流在中、日、韩三国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首都博物馆主办，主题为“资源共享与学术联合—— ‘首都学’语境下的博物馆‘超级连接’ ” 。“我们希望借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博物馆学与地方学的结合，以首都、古都城市博物馆的联合及更广泛的学术资源整合，推动‘首都学’的学术建构和首都城市博物馆的新定位与新发展。 ”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说。
要提高藏品的利用价值
江户东京博物馆是东京都成立的第一家博物馆，于1993年开馆，也是日本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介绍有关城市史的博物馆，博物馆一直把“回顾江户东京的历史和文化，畅想未来城市和生活”作为办馆目标。“一直以来，日本的博物馆很重视美术品和古代文书的收藏和研究，并对其进行征集和展览。然而，江户东京博物馆却积极征集一直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用品、民俗资料等实物和史料。这些实物和史料不仅见证了从江户到东京的变迁，也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缩影。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都市历史研究室室长冈塚章子介绍，博物馆的三大收藏分别为“石井收藏” “赤木收藏”“喜多川收藏” ，“这里的每一件藏品不能说是价值连城，但通过调查和研究，可以衍生出新的价值。关于如何提高藏品的利用价值，与博物馆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息息相关” 。
比如，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对“石井收藏”进行调查研究，出版了《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史料丛书》 ；针对收藏中一些书信和文书等文献资料严重受损的情况，将资料转换成16 mm缩微胶卷，并由博物馆图书室对外公开。为了查阅缩微胶卷，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远道而来。又如，博物馆根据“喜多川收藏”中关于凌云阁的资料，在常设展室内制作了凌云阁原大小1 / 10尺寸的模型，复原了早已因地震损毁而被拆除的凌云阁；通过对“喜多川收藏”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举行研究论坛，出版了两本《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调查报告》 。
观众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
关于藏品的利用，首尔历史博物馆对藏品的教具开发同样值得借鉴。于2002年开馆的首尔历史博物馆作为储存首尔记忆的地方，不仅征集有关首尔的资料，同时对首尔实行调查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履行展览、教育等功能。博物馆开展了以考察当地文化遗产（遗迹）为内容的项目，而且积极地编纂相应的教材、制作教具等，并灵活运用于教育产品当中。如用乐高积木建造汉阳都城的《通过积木来学习汉阳都城》项目、配合“庆熙宫探险队”教育产品使用的庆熙宫套件、京桥庄立体拼图、电车381号立体拼图等。“这些设计在城市历史博物馆共享并传播首尔历史及文化上，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金志娟说。
在她看来，随着“超级连接”社会的到来，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连接的网络环境的出现，观众不再只是博物馆多种角色中的单纯的旁观者，而获得了积极参与的机会。通过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不仅能共享博物馆所收藏的藏品和信息，还能通过沟通和参与一起创造。从博物馆的立场来看，想要和观众沟通的意愿也在高涨，这是因为观众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提供给别人，并且对其进行重组、共享和传达。“特别是因为‘超级连接’社会的又一个特征‘超个人化’ ，即为了满足用户的不同口味，博物馆不能再进行一般性的知识传达，和用户一起成长合作成为必需条件。 ”金志娟说。
首尔历史博物馆把学校教师纳入新的共享对象，通过与首尔市教育厅的合作，筹划开展了“讲师说明会”项目；开发了以参与者为中心的项目，如SEMU探险队、大学生预备馆长项目。SEMU探险队是由四到五人组成学习小组，学生之间相互合作，背着装满教具套件的书包，在展室内四处探险，各自在展室里找出答案。金志娟说：“在‘超级连接’社会里，连接意味着沟通，沟通不是一般的传达，而是双向的沟通，也就意味着参与。 ”
多边协作连接两个城市的历史和生活
信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超级连接”也正朝着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超级连接”扩充原有的内涵。博物馆应该如何反映如今的“超级连接”社会？博物馆应该怎样发展？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杰认为，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化博物馆来说，促进所在地居民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了解，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与信任，以及向国际社会展示本国文化，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本民族、本国家的智慧，提升国家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无疑是在更高层面实现博物馆价值的途径，同时也是博物馆超越国界与世界“超级连接”的途径。而在以往的中日韩博物馆合作中，上述“超级连接”途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张杰举例到， 2013年，首都博物馆与首尔历史博物馆开启了对等交换展览的序幕——首都博物馆策划的“包容的北京——一座城市的成长” ，向韩国观众介绍了中国首都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 2015年12月，由首尔历史博物馆策划的“水路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则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在北京的展览策展之初，首尔历史博物馆的同行们介绍了“首尔东大门”与“清溪川的变迁”两个展览主题方案，张杰作为中方策展人，第一反应就是把“清溪川的变迁”引进到北京来。“清溪川这条贯穿首尔的历史河流伴随着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城市近代化向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改变，其中的城市与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亚洲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从两座城市的河道命运来看，首尔的‘清溪川的变迁’展览更有利于与北京观众之间形成联系。在展览的意义上，通过城市文明的互相借鉴，将北京与首尔联系在一起，为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供多元的思考。 ”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时，正值韩国电视剧《请回答1988》热播，更拉近了北京与首尔的关系。
张杰由此得出结论，在展览中，博物馆的连接发生在如下角度：一是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连接了两个城市的历史和生活；二是博物馆与电视剧档期的巧合，连接了展览与社会文化生活的热点；三是博物馆与社会事务的接触，连接了博物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深层次地实现了博物馆的使命；四是博物馆展览带来的思考，使观众的思考与社会进行连接，对于培育公民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他继续说：“在这四个连接中，第二个连接是巧合，但这种巧合出现的时候，也是博物馆将连接的可及性进一步发挥的时候。因此策展人需要具备对社会其他文化信息的敏锐判断力，才更有助于在博物馆可及性上发挥博物馆资源的优势。 ”
中日韩博物馆馆长圆桌会议也于研讨会同期举行，与会代表就建立“首都城市博物馆联盟”事宜展开讨论和协商。大家认为，首都城市博物馆联盟的建立，不仅为博物馆的发展搭建了更加广泛的联络与合作的平台，同时有助于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来讨论博物馆的发展。
中秋拜月图（清）
这幅图描绘八月十五中秋节祭月场景。祭台上供奉着一尊兔儿爷，两个孩童正在跪拜，不远处一男童手捧一盘水蜜桃走向另一名孩童，旁边立着一位仕女，手拿灵芝。祭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明清时期，祭月的神像逐渐演变为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兔儿爷的形象就是从捣药的玉兔而来。
延伸阅读
一个时代、两座城池文化的个性与共性 □本报记者 陈思静
作为“中日韩国际博物馆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成果之一， 8月14日至10月7日，由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主办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的创意是在“中日韩国际博物馆学术研讨会”的合作模式下提出，由两馆策展人员共同策划完成。
展览以18世纪的北京与东京为背景，通过两个国家城市博物馆所藏精品文物，从宏观城市功能与规划，到百姓的城市生活，再到丰富多彩的城市艺术，多视角、多维度地展示了清前期盛极一时的北京和幕府时期繁花似锦的江户。2017年，展览在东京率先拉开帷幕，今年8月14日移师北京。
“2017年展览在东京展出时，首都博物馆展品占2 / 3；此次北京展出，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展品占2 / 3。 ”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介绍，此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81件（套） ，其中日方展品112件（套） 。展览通过图片资料、生活民俗资料、工艺品等各类型展品，展示了18世纪北京与东京的城市面貌、城市生活以及东京的各类艺术发展，向观众介绍了两座城市的构造、生活以及文化，并探究两者的异同。一个时代、两座城池，物质生活所呈现的异与同，折射出两个国家文化的个性与共性。
18世纪的东京处于江户幕府的管制之下， 18世纪的北京处于康乾盛世时期，两地政治安定，生活富足，尽显东方文化的城市共性。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作为各自首都的城市博物馆代表，共同研究城市发展历史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把策划重点放在展现中日同一时期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看点上，发挥城市博物馆展览的特性。因此，展览分城市营造、城市生活、城市艺蕴三个部分，对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两个城市的发展史、生活和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
“之所以采取对比的形式，是因为我们了解知识结构都是从已知到未知，希望观众能从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迁移到同一时期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展览中方策展人张靓说。尤其是“城市生活”部分，从居住、服饰、经商、节日、育儿、教育、娱乐7个部分，对比展示了双城历史片段。
并列放置的《康熙六旬万寿图》印版、日本的《熙代胜览》两幅长卷拉开了“城市生活”的帷幕；一旁来自清朝的一品文官夏季官服青色纳纱云鹤纹补单褂与江户城镇女性所穿和服分染麻质水边风景鹤纹单衣相对应； 《近代职业大全（浮世绘版） 》描绘了烟袋店、烟草店，还有路过店铺门前的耍猴人等，这些形象可以和《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画册》里相应的图像进行对比。展期横跨七夕和中秋节，因此在节日部分，展览着重比较了两国关于七夕和中秋的习俗，在一轮明月两侧分别摆放了中日两国的中秋赏月图。如此，观众可以更直观更深入地对比同一历史节点、同一场景下两座城市的特点和风情、共性与特性，从而深化对自身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认知。
“同样是过中秋节，但是两国在节日习俗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中国的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中国在这一天会赏月吃月饼，而日本赏月是在八月十五日和九月十三日这两天，而且他们会吃小点心、小年糕；还有七夕节，中国有乞巧的习俗，是女性进行织绣比赛之类的活动，但是日本会把祝福语和吉祥祈愿的心愿写在彩纸上，拴在小竹竿上。 ”张靓介绍。
此外，展览还能看到来自日本的算盘、围棋，以及取自中国传说及神话人物造型的印盒等物品。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馆长藤森照信表示，日本和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即便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开始闭关锁国，文化交流也未曾停滞过。张靓认为，“两座城市的共性有一部分正是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日两国作为邻国来说，交往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展览希望传达给观众的内容。”
分染麻质水边风景鹤纹单衣（江户城镇女性所穿和服）
在腰部将衣料分染为松皮菱形，下半身有水边风景，上半身有飞翔的鹤。这种在腰部改变底色和花纹的设计形式，见于日本18世纪前半期至中期左右。根据其用色多样的友禅染技法，推测它为市民阶层的女性穿戴，与出身于武士门第的女性所穿着的衣物相比，保存下来的非常少。
“友禅染”是在日本江户时期发展并流行起来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染色技法。此技法的独到之处是在染色时使用特制的浆糊沿着图案的轮廓线进行精心细致的描绘。这样做能够有效地防止相邻的颜色互相混杂。这也是友禅染的技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