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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img width="350" height="179" style="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righ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border-top-width: 0px" uploadpic="W020150211327373968786.jpg" alt="" src="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page_7/201502/W020150211327373968786.jpg" OLDSRC="W020150211327373968786.jpg" /></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电影《打工老板》剧照 </font></p>
<p>　　由张唯导演、姚安濂主演，深圳市华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打工老板》在第3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男演员奖后，于去年10月在深圳公映，并预计今年将在全国公映。作为近年罕见的工业题材电影，该片讲述了一个中国普通民营企业老板为了企业转型升级而苦苦挣扎的故事，并首次大胆向世界展现了关于“中国制造”的真相，被誉为当代的《林家铺子》 。该片一经放映便在蒙特利尔引起轰动，其客观的视角引发了热议。本报就该片创作和受众接受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导演张唯。</p>
<p>　　记者：据了解，您当时策划这部影片的时间是2006年，那时刚发生美国次贷危机，但还没引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当时选择这个题材是具有前瞻性的，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出发点感兴趣？</p>
<p>　　张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公认的一张名片，而支撑“中国制造”半壁江山的是广大民营企业。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许多承接对外加工、依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大批工厂倒闭。然而，有些民营企业并没有从此垮掉，经历了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后又奇迹般浴火重生。这究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寻求答案。</p>
<p>　　记者：据悉，这部电影原名叫《中国制造》 ，为什么后来又把片名改成《打工老板》 ？</p>
<p>　　张唯：这部电影我筹备了8年，“中国制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外国人觉得它是一个商品的标签，中国人觉得它是一个口号，而我觉得它更像是中国社会30年变化的缩影，“中国制造”作为一个工业符号的背后，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恰恰又是世界性的。</p>
<p>　　出于一些客观原因，影片改名叫《打工老板》 。电影里关于玩具代加工厂的故事来自深圳。作为深圳走出来的电影导演，我觉得拍摄这个题材对我来说责无旁贷。虽然题材本身不具有太多的商业性，但我觉得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会感兴趣，它会唤起“60后”到“90后”几代打工阶层观众的共鸣点。单说玩具，广东省的玩具出口额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六七十，但现在这些工厂有百分之九十倒闭了，难道这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吗？原来深圳有四千多家玩具工厂，大的有上万人，现在只剩四百多家，那么多人都去哪里了？那些老板现在在哪儿？我经历过这个衰败的过程。</p>
<p>　　剧组中的很多人也被这个故事的背景所打动，包括我们的德国摄影师卢茨。外国人可能从小就开始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他们也奇怪，为什么超市里那么多的产品都来自中国？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有关“血汗工厂”“跳楼事件”的新闻传到国外，外国人更关注中国制造，并开始出现很多负面的信息，我更觉得有必要拍摄这部电影，把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给大家看。</p>
<p>　　姚安濂饰演的玩具厂老板其实也是个打工仔，他为拥有品牌和订单的外国老板打工。他来自农村，和农民工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同时，他又是个久经风浪的老板，闯荡江湖的经历促成他性格的多样性。他主张宽容烧车闹事的工人，亲自给患病的老工人送去医疗费，但对可能导致退单后果的丢针事件却严查严办，毫不容情。他有创建自己品牌的梦想和抱负，不甘心受外国企业的钳制和摆布，但当美方企业趁火打劫、故意压低价格时，他的转型之路又遥遥无期。</p>
<p>　　记者：在国外影展期间，似乎有的媒体只能接受对中国制造“血汗工厂”的称谓，而不能接受这幕后的根源恰恰由于西方市场的剥削和压榨。</p>
<p>　　张唯：是的，所以我才要客观展现，影片采用了多角度叙事，包括一群背井离乡辛苦劳作但收入微薄的工人们；一个追求真相但良心有愧的卧底记者；一个怀揣梦想坚持不懈却深陷绝境的工厂老板；一个尽职的政府管理者；一个精明的律师；一个追求利润的跨国企业，似乎大家都有合理的理由，但最后却导致了困局的出现。</p>
<p>　　片中的记者一开始也是奔着“血汗工厂”这四个字去卧底报道的，她认为曝光真相才是主持正义。然而，当她了解到整个事情的真相时，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认识是片面的。跨国企业下一个亿的订单，中国接单厂家的利润只有几百万，却随时要应付高涨的成本，不断贬值的外汇。中国厂家单件玩具利润只有5分钱，工人只有5分钱工钱，而玩具在国外却卖到400元一个，这中间的巨大差价都去了哪里？当记者在发布会上向跨国企业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却忙着撇清和“血汗工厂”这几个字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有些西方媒体质疑的根本原因，西方媒体没见过这种题材的中国电影，他们的信仰价值和对“中国制造”的概念跟我们完全不同。他们觉得这部电影是在批判西方，于是带着这样的价值判断来提问题和讨论。而现场的华人观众大多是年纪较大的企业家，很多人看完影片后心有戚戚焉，有的还痛哭说“演的就是我” 。姚安濂最后拿到最佳男主角奖，也表明片中的故事、人物获得了西方主流认可。</p>
<p>　　记者：“十七年”时期，水华导演曾拍过一部《林家铺子》 ，您这部片子中的老板也姓林，有人还称《打工老板》是当代的《林家铺子》 ，您怎么看？</p>
<p>　　张唯：电影史学家胡克老师曾说《打工老板》像《林家铺子》 。在创作时，向《林家铺子》致敬是一种既定的追求。但《林家铺子》中的语境是小老板要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打工老板》中的林老板则要面对全球化和升级转型的困难，但我想，人物心境是想通的。</p>
<p>　　记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味地展现“脏乱差”成为写实的标签，这似乎背离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传统，2013年，某部所谓的“独立电影”中，也影射了“富士康跳楼”事件，但却仅仅把问题归结于个人，不知道您怎么看？</p>
<p>　　张唯：在筹备影片期间，发生了“富士康跳楼”事件，这对影片的走向起了很大影响。这促使我更要让影片的风格偏向写实和纪录，现实的逻辑最能让人信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都是令人信服的，让人觉得那就是那个国家的生活。不论从民族情感还是从文化审美上，我都会选择一种正常的表现方式。外国人可能更容易被一些破旧的场面吸引，但我们的片子要表现当下的中国，摄影、叙事到人物都不煽情，我对音乐的使用也很谨慎。</p>
<p>　　此外，虽然影片发生的时间是现在，但是我其实很希望故事能够透露出一种年代感来。影片主人公曾经就是一个打工青年，这一点很有中国特色，早期深圳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创业型企业家，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一直发展成为企业家。所以电影里会有一些内容透露出林大林年轻时的打工生活，他同工人老许、另外一个老板王招喜曾经都是工友。这就为人物之间的情感矛盾作了铺垫。在中国的工厂中，老板和员工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雇佣关系，还交织着复杂的同乡关系、血缘关系，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中国特色” 。</p>
<p>　　场景上，我不想呈现干净又富丽堂皇的样子。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外地劳工涌入深圳“淘金” ，这些打工仔经过多年的打拼，很多成为深圳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是创业型企业家，大多不会追求奢华，简朴和实用是工厂老板们的主要需求。摄影师卢茨在中国陆续拍摄过《惊蛰》 《纺织姑娘》《图雅的婚事》等影片，纪实的画面风格是他的强项。为了尽可能的真实，我把剧本中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桥段都删了，包括男女主人公原来是有爱情线的。我觉得不真实，真实的老板每天睁开眼睛都欠着银行和工人一屁股的债，哪有心思谈恋爱？在影片中，我把林大林设计成一个孤独的人。如同深圳最早创业的那一批企业家，他们都是孤独的，是孤独的一代人。</p>
<p>　　记者：贾樟柯导演因为善于调度群众演员而著称， 《打工老板》中的群众演员也非常多，这也是指导拍摄的大难题吧？</p>
<p>　　张唯：群众演员是这部影片写实风格的关键，这部电影投资只有1000万，拍摄过程中却需要调度上千人，我们就只能到多家工厂现场取景。群众演员对拍电影这件事是有新奇感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点调动起他们的参与性，又不影响他们身上那种生活质感。片中找钉子那场戏是编剧体验生活几个月的成果，这是生产中会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演员演起来就毫无违和感，进入状态也快。当然，剧本也跟随着这两年珠三角的发展情况在不断调整。</p>
<p>　　记者：您的下一部作品是关于什么的？</p>
<p>　　张唯：下一部是关于西藏的，已经筹备了三四年。 《喜禾》在做后期，是关于自闭症儿童改变宿命的故事。之后还有几部围绕社会边缘人物的剧本，我比较关注这个群体。</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