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与战争题材的创作
——访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
肖云儒近照孟祥宁/摄
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有一种“八一”情结。他说，自己的家乡是南昌，那里是“八一”起义爆发、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自己又常年工作在陕西，这里的延安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总指挥部，因此他对军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经研究延安时期和延安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中间就包括大量军事文艺作品，还写过不少有关的评论。在建军80周年来临之际，记者在西安采访了他。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内容几乎都离不开战争生活
记者（以下简称“记”）：“延安13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艺史上的重要时期。那里诞生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对中国文艺发展的走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也诞生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其思想和艺术成就至今也仍在闪耀光芒；还诞生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人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在作为中国文艺领域的领军人物而备受世人瞩目。您觉得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具有什么特点？
肖云儒（以下简称“肖”）：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内容几乎都离不开战争生活。那个时候，部队和文艺，战争生活和社会生活最紧密地关联着。从文艺作品方面，如音乐领域出现的《南泥湾》；从文艺团体方面，如当时的西北战地文工团，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特点。包括那个时候的好多民歌，如《兰花花》的第三段就写女主人公的哥哥参军走了，也能看出当时战争和生活、军队和文艺的密切联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那个时代是中国革命文艺、进步文艺和战争生活、人民军队联系最紧密的时代，可以说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百的联系。
同时，由于战争背景的存在，由于宣传鼓动的需要，当时几乎没有产生大型的文艺作品，一些灵活短小的文艺形式相对非常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如田间的“枪杆诗”，那首最著名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虽然短小，但铿锵有力，鼓舞人心。还有当时的版画运动。当时没有创作油画和国画的条件，而且油画和国画不能那么及时地反映战争，因此，用料简单、创作迅速的版画盛行，连当时《解放日报》的插图都是木刻的。其他文艺领域也是如此，像当时的音乐、戏剧等等，都是小的作品为主。当然，当时也有大型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如《白毛女》，但这些不是直接写战争的。总的来看，当时还是小型文艺作品占主要地位。
记：我们注意到了这些作品很多都融入了陕北文化的元素。陕北文化，特别是那里的民间文化非常丰富，也很厚重，它对当时军事文艺的发展有没有影响呢？
肖：这是显而易见的。陕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乡土资源。“信天游”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军事斗争、军事文艺也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像陕北的剪纸，原来陕北窑洞门上方的窗格里贴的都是吉祥字形的窗花，后来受到军队的影响，就有了五角星形的，还很流行。民歌中也出现了《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作品，这都是军队形象的一种辐射。
记：当时延安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和当时文艺人才聚集在那里也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军队的文艺人才这时大量涌现。
肖：延安时期军队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文艺骨干。从全国范围来看，像周巍峙，解放后他创作《志愿军军歌》，还是有关军队的。还有像丁玲，当时她强烈要求到前线去，不愿意在延安城里呆着，毛泽东就称赞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说她一支笔比得上三千士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文艺和战争的紧密联系。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像吕骥、贺敬之、郭小川，时乐濛等等。从地域范围看，陕西的李若冰、杜鹏程等，当时都在延安生活，解放后他们都成为了陕西文艺界的领军人物。可以说，解放后，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骨干人物，无不是从延安的硝烟中走来的。延安时期的文艺阵地不但培养了部队文艺的领军人，而且培养了地方文艺工作的骨干。
关于延安时期战争的描述一直没有停过
记：您刚才提到的杜鹏程，他的作品《保卫延安》，好像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反映战争的长篇小说。
肖：是的。建国以后，当战争已经过去或者即将过去的时候，第一部反映我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就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这部作品通过写转战陕北中间的一个连队，向上辐射到党中央毛主席，向下辐射到边区的民众，非常宏大，也非常感人。当时冯雪峰写了长篇评论，丁玲也是倍加赞扬，作品在全国都轰动了。它的印刷量达到了400多万册，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长篇小说中印刷量最高的几部作品之一。杜鹏程不光是一位部队的作家，也是较早地直接插到连队实地体验的作家，在写作《保卫延安》之前，他在连队里当通讯记者，坚持写了100多万字的战争日记，这也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的。听说他还写过一份很长的报告向上反映问题，是内部的，当时王震批示说，这个记者很敏锐，把报告转发了全军。杜鹏程就是这样一个深入战争、战壕、战火的作家。
记：在这之后关于战争的小说就多起来了。
肖：之后就有像吴强的《红日》，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等等，写战争的小说多了起来。除了长篇小说，反映延安时期军事斗争的重要艺术形式还有电影，上世纪60年代的《延安游击队》是较早的，之后还有《七天七夜》，写延安保卫战的，《北斗》，写老百姓参军的。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话剧《转战陕北》、《巍巍昆仑》，都是西安市话剧院排演的，得过全国大奖。再后来还有王朝柱的《延安颂》等等。可以说，文艺作品中关于延安时期的战争的描述一直没有停过。
记：电影《黄土地》也涉及到了战争。
肖：《黄土地》反映的是更宽泛、更现代的一种战争观，就是战争不但克敌制胜、打败敌人，而且还解放了人的心灵。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电影中女主人公翠巧向往大山外边的世界，最后终于离开黄土地出走，这其中当然也有爱情的成分。影片中的战争不光是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战争就结束了，实际上还写出了在战争的过程中生命的释放和人性的拼搏。同样的还有电影《红高粱》，涉及的也同样是更为现代的战争观念。“我奶奶”不愿意嫁给一个麻风病老头，就和抬花轿的“我爷爷”野合，嫁给了他。最后，“我奶奶”人性的解放的要求和民族的解放的要求合一，她勇敢地拿起了酒瓶子和日本兵打拼。如果说“我奶奶”前面是为了追求自己爱情的自由、生命的自由，最后则是个人的生命融入了民族解放的战争。《黄土地》和《红高粱》作为一个类型，反映了战争题材文艺作品观念的提升。
写普通人的生命状态是战争题材作品观念的提升
记：能否具体阐述一下这种“战争题材文艺作品观念的提升”？
肖：战争题材这个提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准确的，因为战争从来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的命运被推向极致的一种形态。在战争中，哪怕慢一秒钟最为宝贵的生命也许就结束了，所以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的节奏在战争中空前加速，人的生命状态、精神情绪总是在战争中被调到极致，也因此在战争中，好的东西非常耀眼，坏的东西也格外扎眼，战争就是一个试金石，是一个鉴别器，能把人真正的道德面貌、情绪面貌、感情面貌凸现出来。一个小伙子在和平年代对一个姑娘说“我爱你”可能说得天花乱坠，但在战争中遇到危险可能就不管不顾一下子跑了，这就把他的真实面目检验出来了。战争是社会生活的极致状态，也是人的生命的极致状态。所以一些战争题材作品会把战争的胜负作为背景，集中写人的生命状态，这是战争题材文艺作品观念的一个提升。这样才能给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以不亚于给军人的感动。军旅文艺不能只给军人看，它要通过这种强烈的方式来感动整个社会。
记：那如何看待以前的一些战争题材作品的价值呢？
肖：以前的文艺作品对战争的描述，多写高层决策，多写战斗场面，其中很多作品也不乏思想上、艺术上的闪光点，特别是作为军史回放是非常有价值的。我的意思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对战争的思考越来越多方位了，开始注重把战争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立体地呈现。具体来说，就是把战争和普通人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心理和感情联系起来，不再仅仅局限于表现高层决策，而是眼光越来越底层化，写普通战士，写基层部队，写人民大众，写战争不仅仅着眼描写军队战斗，更着眼于表现人民战争，而写人民战争又不仅仅是写一个群体、一个阶级的行动，而是多写个人的人生坎坷以及在战争中生命的提升。
广州军区文工团的话剧《天籁》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以前我们写长征，更多是写路线斗争，写跟王明、博古、李德逃跑主义的斗争，写和蒋介石的部队周旋的过程，而这部话剧写的是长征中的一个文工团，写一群年轻人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参加了红军。在长征中，他们有缺点，有爱情，有艺术，最终长征胜利，他们每个人也都在各种考验中真正地成长了起来。我觉得这就在更深层次上写出了毛主席说的“长征是播种机”：一批人在长征中成熟起来了，新中国的骨干在长征中锻炼起来了。这个创作方向是对的。
记：以后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会更多地往这个方向发展？
肖：明年是党中央转战陕北60年，陕西省正在准备根据杜鹏程的同名小说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保卫延安》，我也参与到了该剧的论证工作中。我们目前讨论认为，小说由于时代认识的局限性，以一种单项思维，过多的写战争过程，关于人的生命状态描写较少。因此，我们在剧中加了几个人物，有一个女记者，这是根据杜鹏程的亲身经历改编的，还有一个胡宗南的秘书，是我军的一个卧底，这也是根据真实人物加进去的。这样不仅增加了可看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描写，反映我们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和新的战争观念，比如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的新认识，比如一种“止戈为武”的战争观。事实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不朽的世界名著，都不仅仅是为了写战争来写战争，它要反映的是一种战争观、人性观和审美观。
1943年，黄准（右）与张鲁（左）一起演《推小车》
小说《保卫延安》封面
电影《黄土地》海报
话剧《天籁》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