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越剧艺术体系的开拓者
——纪念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百年诞辰
栏目:大家
作者:郭克俭 叶欢欢  来源:中国艺术报

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
(1924-2017)

  “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喜鹊满树喳喳叫,向你梁兄报喜来。”这是由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桑弧、黄沙导演)中的经典唱词。草桥亭畔,柳枝摇曳,两位年方二八少年邂逅于此,一声“梁兄请了”“贤弟请”,开启了一段同窗共读、生死相依的凄美情缘。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艺术家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亦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戏曲片。表演艺术家们以清亮淳美的唱腔、形神兼备的舞台表演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搭建起一座跨越文化隔阂的音乐桥梁,成为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典范之作,被国际友人爱称为“来自上海的美丽的荷花”,赞誉为“蝴蝶歌剧”。英国前首相艾登看完影片后,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赞不绝口,提出“应该把这部片子向国外出口”的建议;喜剧大师卓别林盛赞“影片色彩鲜艳美丽,剧情富于诗意,非常感人,特别是范瑞娟的表演十分出色”。今年恰逢范瑞娟百年诞辰,我们怀着崇敬与追思,感怀这位新越剧艺术体系开拓者那华彩流芳般的艺术人生。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让新越剧走向世界

  范瑞娟笃信“演员一定要在舞台上‘滚’出来”,在其50余年的演艺生涯中,出演了180余本剧目,如在《李秀成》中成功塑造出人物的英雄气概与复杂心境,在《孔雀东南飞》中细腻诠释了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西厢记》中生动展现了才子佳人的浪漫情思,在《宝莲灯》中精彩呈现了沉香救母的神话传奇,而在《祥林嫂》中又深入地刻画了贺老六善良忠厚、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在她成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观众最为钟爱的还是梁山伯,盖因她以精湛绝美的技艺演绎了千古爱恋的凄美与深情。

  1950年7月,范瑞娟受邀带领“东山越艺社”北上,开启了越剧第一次离开上海、越过长江和黄河晋京汇报演出的先河。3部大戏《梁祝哀史》《祝福》和《李秀成》轮番上演,每场演出几乎座无虚席。其间,周恩来总理邀请两位主演、正副团长范瑞娟、傅全香及编导南薇、陈鹏等到西花厅家中做客,探讨地方戏曲团社建设与艺术创新发展。席间,周恩来总理接到了毛泽东主席邀请东山越艺社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梁祝哀史》的电话。能为毛泽东主席演出虽有巨大压力,却是无上荣耀。当演到《思祝》一场时,范瑞娟拿起算盘,先唱“思念贤弟”的唱词,然后计算着见面日期,此时毛泽东主席忍俊不禁,手指着台上梁山伯笑道:“看你傻乎乎的,等你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已经嫁出去了!”一席话,引来周边的人会心一笑。

  1952年秋,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范瑞娟担任两台大戏的主演:一是与傅全香合演经由重新整理改编加工《梁祝哀史》而更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二是与袁雪芬联袂主演《白蛇传》。经组委会评审,袁雪芬获荣誉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剧本奖和演出一等奖,范瑞娟、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此后,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得以投拍彩色戏曲电影。1953年的夏天格外炎热,38度气温居高不下,主演每天要拍摄十多个小时,高强度的灯光照射使范瑞娟不仅脸肿得大了一圈,眼睛因为敏感怕强光刺激更是肿得老大,只能一边点着眼药水一边坚持拍戏。袁雪芬则因劳累过度引发十二指肠溃疡,也是一边吃药一边坚持拍戏。经过11个月的艰苦奋战,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成功杀青。

  1954年7月,该片受邀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音乐片奖。作为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主演之一,范瑞娟参加了这次国际电影节。一天,代表团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发来的要求范瑞娟等紧急赶到日内瓦的电报。“我请你们来,是接待一位客人——喜剧大师卓别林”,周恩来总理在下榻别墅亲切地迎接范瑞娟一行时说。据范瑞娟回忆:“卓氏双手交叉在胸前,从上到下打量着我,笑眯眯地说‘不像,一点儿不像’,又连连称赞我的表演。”

  此后,《梁山伯与祝英台》先后于1955年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1957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49-1955年)一等奖。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际银幕亮相,让越剧在世界的惊叹声中开启了认知中华文化的新窗,让越剧在世界文化交流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地书写着东西交融、古今交响的东方古典戏曲新华章。

  首倡捐献“鲁迅号越剧战斗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里,国际风云波谲云诡。抗美援朝烽火骤燃,新中国在重重考验中砥砺前行。各界仁人志士纷纷投身于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中,范瑞娟作为越剧界的重要代表,在这场爱国行动中率先垂范。在家国大义面前,她积极奔走,向同仁们发出倡议:以捐飞机之举,展现越剧界的大义担当。此议既出,恰似星火燎原,越剧界30余剧团、3000余名演员欣然响应,所有剧团都将收入最高的双休日夜场的全部收入作为捐款。越剧界还积极与各界人士合作,联合爱国企业家、文化名人等共同举办慈善晚会。往昔,这些越剧艺术家在舞台上演绎世间悲欢离合;此刻,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最为赤诚、动人心弦的爱国华章。

  1951年8月,范瑞娟率领“东山越艺社”全体演职员工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然而,“捐机”款项尚有6万元缺口,在向院长袁雪芬如实反映后,袁雪芬建议邀集越剧界同仁合力完成。义演为志愿军捐献飞机信息一经发出,200余位越剧名角悉数参加。观众们在欣赏越韵之美的同时,更被艺术家们的爱国热忱深深触动,竞相解囊相助,仅用两周时间便募集17万元,超额完成了6万元捐款目标。“鲁迅号越剧战斗机”凌于天际,不仅书写了越剧爱国史上光辉的一页,也在中国航空历程中留下了越剧人的坚实印记,彰显了越剧界在特殊时期的磅礴力量与崇高情怀。

  越剧界的“捐机”义举,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越剧界在历史紧要关头果敢抉择的深刻见证。范瑞娟与众多越剧艺术家将越剧这一传统艺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系,使越剧不再仅仅是江南水乡的婉转吟唱,更成为凝聚爱国力量的精神力量,为越剧注入了磅礴的使命感和至高的价值内涵,用艺术力量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充分展现了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与担当奉献的高尚品格。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邓颖超题词“艺术青春常在”

  1924年1月6日,范瑞娟出生于浙江嵊县东乡黄泽镇的一个贫困家庭,为了摆脱当童养媳的命运, 11岁的范瑞娟报名进入了“龙凤舞台”科班学戏,跟随启蒙老师男班艺人黄炳文学戏。1938年,范瑞娟辗转来到上海,于看戏、学戏、“偷”戏中不断提升演唱表演水平,在沪上舞台初露头角。1939年春,在尹桂芳关怀引导下,范瑞娟演剧水平逐渐得到观众的认可。

  20世纪40年代,是范瑞娟对越剧生行唱腔局限性进行反思、艺术风格实现突破的重要阶段。她意识到原有唱腔的板式、旋律、节奏过于单调,不利于塑造角色及表现人物丰富的情感;而如何使越剧女小生的唱腔更具刚健力度的阳刚之气进而拓展嗓音穿透力、增加艺术表现力,更是当务之急。就这样,改革越剧的唱腔动议在范瑞娟的心头萌发。而1943年加入袁雪芬领衔的越剧“雪声剧团”,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艺途同道知己,更加坚定了范瑞娟对越剧唱腔表演革新的信念。

  范瑞娟首先尝试将琴师周宝才从京剧中借鉴而来的唱腔过门融于自己的唱腔中。在一次演唱《红粉金戈》中“红颜少女伴白头”唱词时,范瑞娟将原本短小腔改为长小腔,不仅丰富了落腔,还使唱腔在曲折迂回中增强了抒情性。与此同时,范瑞娟在一次演出《山伯临终》时,因剧情的需要,将唱腔升高了一个音调,并吸收了京剧中【反二黄】的旋律,对越剧【四工调】中的【落字调】进行拓展,大受观众喜爱,后被作曲家刘如曾称之为【弦下调】。 【弦下调】调式音高较高,板式丰富,唱腔风格较为舒展,旋律有着极强的伸展性,既能精准地诠释沉郁凄苦的情境,又可畅快淋漓地抒发激昂慷慨的情怀,即便在喜剧氛围浓郁之处,亦能巧妙融入。范派唱腔朴实淳厚,文雅凝重,运气宽广,发声洪亮,具有男性的阳刚之美,【弦下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范派”新越剧体系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范瑞娟注重博采众长,广泛吸收绍剧、莲花落和各种民歌小调的唱腔唱法,加以融化改造,成为范派唱腔的有机组成,塑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作为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生性忠厚笃实,适合扮演穷苦书生及儒生等角色。范派外柔内刚、激越灼热,高亢中不失雅致,豪迈中蕴含沉稳的唱腔音乐,形成了刚劲沉毅的表演艺术风格。1988年4月,杭州市文化局和杭州市文联举办了“范瑞娟表演艺术研讨会(演唱会)”,邓颖超为研讨会的特刊题词——“艺术青春常在”道贺。

  范瑞娟曾说:“独手难擎青天,越剧事业不能靠一个人,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她深知越剧艺术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并为越剧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范派传承至今已有九代传人,呈现出代际延续的繁盛之景和旺盛的生命力。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范瑞娟对越剧艺术的执着追求、无私奉献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越剧人砥砺前行,书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作者郭克俭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欢欢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