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体现和建构国家形象的英雄形象，一直是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在文化传播中确立社会规范、引导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而国家英雄谱系中最令人瞩目的现代英雄，是制造“两弹一星”的那些功臣们，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急需强大起来，自立、自强的时代诉求相关，也与中国戏曲创作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相关。

　　台州乱弹戏《追星者》就是以“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陈芳允为原型的一部新作。这部作品不仅以1937年到1999年60余年的历史回望，重建了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而且从个体的人生历练和个体的情感体验出发，将国家民族的奋进史与个人青春的成长史交相叠印，呈现了个人际遇与时代“同步”发展、推进的故事，从而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完成“个体—民族”的共识构建，并重新阐释了老一辈英雄的当代价值。

　　这种“同步”呈现的叙事策略，是通过个人突然“遭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生历练开始，并贯穿始终的。剧作开头的时空设定，就是正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陈芳允和他的同学们被防空警报声和敌机轰炸声搅得惊慌失措之时，22岁的陈芳允那种“立志为国家民族强大而求学”的激情，那种“天下兴亡皆有责，我们国仇家恨一起报”的誓言，那种“走科技救国的道路”，“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从机械系转到物理系，去攻无线电电子学。学为所用”，用无线电定位盯住鬼子战机，“逐个击毙”的行动选择，都是一种基于个体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

　　而开头之后每一场的时空定位，也多与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如1949年国民党逃跑的“异常时期”对陈芳允“委以重任”的拉拢，和强行“绑人”的残酷；如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陈芳允团队对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参数的跟踪、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出的建造我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命令；1970年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陈芳允当选了国际宇航协会副主席；1976年60岁的陈芳允被特批入伍，参加以“微波统一测控系统”为方案的通信卫星研制； 1986年国际宇航大会召开，陈芳允等人发起并呈交的有关科技强国的“863”计划被国家采用，陈芳允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这种个人选择、个人行动与国家重大事件、重要节点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叙事方法，重新定义了“我”和“我的国家”之间的信仰联结，呈现了一种充满个体化的爱国情怀，不仅能让今天的观众从个体的人生出发进入特定的历史情景，而且完成了当下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无缝对接，使得生活在新时代的晚辈们也能真切体认到前辈牺牲和奉献的价值。

　　除了个体的人生历练之外，《追星者》中个体的情感体验也是这种个人记忆与国家大事结合叙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勒兹等哲学家认为：人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的存在。人作为情感的主体，其生命就是无穷无尽绵延相续的情动，直至死亡。而《追星者》的主要人物情感关系，建立在陈芳允与发小黄小宁，与妻子沈淑敏，与同窗杜亨达、王天有三组人物之间。这种设计带来的戏剧效果，不仅呈现了陈芳允——这一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为了国家利益不惧牺牲的崇高精神，而且通过这几个人物的视角，让我们窥探到了陈芳允内心深处对妻子、对发小、对同窗的百转柔情。

　　与发小黄小宁关系纠葛中展现的，是由“黄岩乱弹”“黄岩蜜橘”勾连一生的陈芳允对家乡的一片赤子之心；与妻子沈淑敏关系描写中，生动地表达了一生都在为妻子织毛衣的陈芳允的铁血柔情；与同窗之间关系编织映射的，则是陈芳允从容坦荡、刚直不阿的内心风景。无论是在时代和个人遭受“惊涛骇浪”的严酷时代，还是在水火交织、人人自危的冷漠时代，都是爱情、亲情、友情的相互回应、付出和彼此的呵护，铸就了共同的持之以恒的信念、希望和勇气，安慰人心、温暖世界，最终构建生活意义。

　　“共情”原是人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现象，即“与他人情绪情感的共享，而后产生的一种伴有相应行为的情感反应”，《追星者》用“情”承载叙事，提高了故事的温度，软化了主旋律叙事常有的硬度，唤起了个人对集体的向往和信仰、对民族理想的追求和担当，较好地完成了“以情感人”的诉求，体现了主创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