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乡村大集，恐怕数不清。当赶集在新时代成为一种另类的流行，不管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回乡返璞归真，还是乡村百姓延续传统，以各自的专长谋生活，“赶集”这一潮流以及相关的媒介传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尤其是情感的距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与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纪录片《赶集故事会》成为对中国乡村大集的一种深度凝视和解读，主创团队在与普通的百姓主角、日常的生活方式、即兴的故事讲述的“偶遇”中，经历了一场场“头脑风暴”、快速反应，以不可思议的拍摄方式，高质量推出了这部有深度、有温度且颇具开拓创新精神的纪录片。

纪录片《赶集故事会》“费县大集”剧照，图为捣鱼刺的小胖。

　　与时间和空间较量的纪录片实验

　　纪录片《赶集故事会》第一季拍摄了6个大集，它们是山东临沂费县大集、陕西西安焦岱大集、海南万宁兴隆大集、辽宁沈阳造化大集、云南普洱澜沧大集和四川自贡牛佛大集。每个大集各成30分钟至35分钟1集的纪录片，每集纪录片涵盖5个短视频，短视频以人物为主，也涉及具体话题，最终形成36集纪录片。提到“大集”，首先想到的就是集市上的烟火气、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百姓的百态人生。然而，《赶集故事会》却不只有这些，它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内探索实现了纪录性和故事性的和谐共生、稳定平衡，成为拍摄周期最短的以“集市”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

　　为何会“拍摄周期最短”？这与“大集”的原生态状态有关。总导演王圣志发现，集市这个空间跟菜市场不一样，集市是流动的，临时的变化性很大，每个摊位的故事同时在一个平面上发生。所以，《赶集故事会》选择记录集市上的“瞬间”，让观众看到不同的“过日子”形态。

　　为了成功地抓取到能讲好大集故事的“瞬间”，主创团队进行了一次次疯狂且刺激的拍摄，在同一个集市上最多9组导演在拍摄。纪录片《赶集故事会》执行总导演杨䶮说，要在短时间内，打开被拍摄对象的心门，记录下那些放下戒备的瞬间，是很困难的。但有着纪录片《早餐中国》的拍摄经验，主创团队在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下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大集生活，将集市原汁原味的百姓人生淋漓尽致、贴切入微地展现出来。

　　在总结《赶集故事会》的拍摄经验时，王圣志提及一个信息科技领域的词汇“发现系统”。他说，如果下一次再做同类型的纪录片，会全部依赖“发现系统”，让“导演自己在现场随便发现，随便玩”。作为一个传统纪录片的创作者，王圣志一直在关注并刻意模仿时下短视频的创作方式，他在《赶集故事会》的创作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跳脱传统纪录片创作思维，而是“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摇摆”。他说：“我们对传统纪录片的留恋还在，做得不够彻底。”

　　用作家韩松落的话说，“王圣志导演拍片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设计。这种‘没有设计’并不是建立在全然的随机、全然的放纵的基础上，而是精密的设计，加上一点无为而治的个人性格的结果”。

　　纪录片《赶集故事会》“兴隆大集”剧照，图为喜欢中国大集的外国人“雷哥”（左一）在选食材。

　　站在纪录片的边缘突破边缘

　　王圣志说，自己喜欢关注日常，关注即兴。在同行眼里，他是“正规军”出身，他认为自己不是“学院派”的，是“业余导演”。何为“学院派”？业内人士有理解为“独立的”，但也有理解为“学院团队制作的”。王圣志的“非学院派”纪录片，在同行看来，甚至是“非纪录片”的。纪录片的经典定义和制作形式，在王圣志团队的作品里被“揉碎”，所以这些作品很难被归类、定性，而是呈现开放性的特质，无限拓展，给人惊喜和启发。

　　回顾王圣志团队创作的《早餐中国》《下饭菜》《中国这么美》《文学的日常》《何不秉烛游》《上新吧，福味》等纪录片，可以发现很多共同的特质：自由、开拓、创新、有趣、共情等，它们千差万别，却绕不开王圣志关注的两个焦点——“人生”和“生命”。

　　从《早餐中国》开始，王圣志的纪录片都被认为是“网生纪录片”。和其他“网生”作品相比，王圣志总是很重视在作品中“加入精神维度的东西”，即找到普通素材的意义、诗意所在。他认为导演的思考应该有人生高度，拍摄出生活肌理和生活质感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当代纪录片的先锋代表人物，他却形容自己“几乎站在纪录片边缘”，“只有在纪录片的边缘才有可能去突破边缘，发现新的选题，发现新的角度，发现新的结构”。于是，面对选题，他总是在积极“解题”，“解题思路”总是让人耳目一新。复杂多样的人生、生活、人物、故事、思想等，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针法”层出不穷，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社会的面貌、生命的真实、人生的深邃。

　　当喜爱阅读的王圣志与批评家陈培浩的文章“相遇”，拍摄“赶集”选题的想法就在王圣志脑海中逐渐成型。陈培浩于《天涯》2023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情感转向和生命之思》，他写道：“今天，我们作为人其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我们关于如何生、如何活的诸多设想，不断遭到新科技、新媒介的挑战。人们常忽略了，人之存在，除了衣食住行等物质性因素的稳定供给之外，作为人之条件的‘常识’稳定也极其重要。”

　　“如何生”“如何活”，也由此成为《赶集故事会》的“题眼”。一次大集，一场“故事会”。摄影机拟人化为说书人，每个短视频以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章回体形式连缀起来，客观记录加主观讲述和评论，每个大集视频的收尾处还以特别的道具作为象征……与其说《赶集故事会》是纪录片，不如说是以影像为载体的创意实践。导演举着摄像机走到镜头里，摄像机有如机器人一样左顾右盼，拍摄短视频博主的沟通和拍摄，从集市摆摊卖货的奇人奇闻“跑题”谈谈儿童教养，从生存的拼搏、生活的自洽到天真烂漫的童趣，就好像大小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的珠子串在一起，最后呈现的不只是“清明上河图”，而是人生的汪洋大海，浩渺无边的海洋里流动着各种坚持、信念、追求、热爱。

　　“集上的人就像早晨出来寻觅食物的鸟，到点了便迅速‘归巢’，不带半点犹豫，而我们也没有半点防备，只好任由故事的发展戛然而止。”纪录片《赶集故事会》导演章敏说。然而，故事并没有剧终，山东临沂费县大集里代表真心的红色聚乙烯塑料爱心、陕西西安焦岱大集中象征光亮和希望的马灯、海南万宁兴隆大集里遮阳的手工云朵、辽宁沈阳造化大集上给世界加上梦幻滤镜的砂纸、云南普洱澜沧大集中自由的哆啦A梦竹蜻蜓以及四川自贡牛佛大集中的代表时光的钟，寄托了主创团队在拍摄中对人生、对时光的思考。

　　《赶集故事会》或许还会继续，或许会有另外一个主题的“故事会”，或许王圣志团队的下一部纪录片是截然不同的主题。不管“王圣志风格”如何进化、演变，始终如一的是王圣志的拍摄理念——“我试图找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他的纪录片创作在实践中思索，在思索中成长，在成长中书写中国纪录片的精神、气质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