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抓娃娃》海报

　　“西虹市宇宙”犹如拥有众多切面的魔镜，映照着每一位观众深藏内心的欲求、渴望和幻想。后结构主义电影理论认为，观影主体与做梦主体、电影与梦境、观影情境与镜像阶段、摄影机透镜成像与人类视觉之间普遍存在相似性，电影作为梦的投射，已经成为人们观看世界和形成自我的方式。导演闫非与彭大魔如同魔法师，制造影像并不断呼应着德勒兹关于人的身体是一部巨大的欲望机器的论述，他们联合执导的三部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和《抓娃娃》以底层视角反映着普通人对巨额财富的渴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名誉感与权力欲。创作者给予观众富贵梦幻，观众对创作者报以真金白银。根据猫眼专业版统计，《夏洛特烦恼》获得14.44亿元的票房，《西虹市首富》累计票房为25.47亿元，截至目前《抓娃娃》票房已超16亿元，已经确定成为2024年暑期档最热门的电影。

　　在“西虹市宇宙”中，小人物的现实处境与其拥有的巨大财富之间产生的撕裂感和形成的张力是其产生喜剧性的重要来源。极具观众缘的沈腾和马丽在《夏洛特烦恼》和《抓娃娃》中，以普通人日常生活习俗的细节展现，通过肢体语言、手势身姿和对话方式，不断生成出底层叙事的仪式感。匈牙利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在《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一书中认为，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社会和集体的日常事件中创造出没有修饰的仪式感，并且把那些改变我们生活的重要仪式呈现出来。在《抓娃娃》中，沈腾饰演的马成钢是通过艰苦的生活和拼搏，从社会底层实现阶层跃升的超级富豪，因而，他通过自身的经历信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了让他的儿子马继业成为巨大财富的继承者，必要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马继业的生活是在艰苦的仪式中不断展开的，在影片中，他家徒四壁、屋顶漏水，奶奶常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爸爸穿着快要掉底的皮鞋赶着驴车打工，而他每天需要快跑五公里才能不迟到。马成钢之所以劳师动众、大费周章的安排这一切，终极目的就是让马继业考上清北大学。创作者设置出“高考·鸡娃”这一颇为贴近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令观众感同身受的目标，似乎为其“苦难式教育”找到适合的理由。但是两位导演秉承其创作成功学的一贯原则，继续为观众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欲望梦幻。影片中的西虹市呈现出颇具后现代意味的景观世界，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中，马成钢一家生活在一栋破败的院子里，影片的宣发介绍是：“困苦的爹，辛劳的妈，破烂的院子，破碎的他。西虹市做大做强的路上怎么把老马家落下了？”但是，这一切都是马成钢“苦难叙事”的构建，“破烂的院子”是他建筑起来的实践其成功学理念的堡垒，马继业在这个堡垒中，如同实验容器中的小白鼠，每时每刻都处于被监视、观察、分析和精心安排的规训中。破旧的院子下面是一座完全针对马继业的监控和服务中心，拥有包括教育专家团队、厨师和生活服务团队、医疗和监控团队等。巨大的财富将父母对儿女的关心和教育推向了极致。在此，创作者也为观众打造出一块魔镜，映照出人们既羡慕又鄙视的内心世界，马成钢和春兰夫妇虽然拥有豪华别墅、名表豪车、金银珠宝和爱马仕包，但是只能遵循底层生活的仪式规则，只能奉行劳动人民的语言和身姿，如同《夏洛特烦恼》和《西虹市首富》一样，这种扭曲和撕裂让观众看得开心。

　　《抓娃娃》呈现出的文本比较复杂，马成钢的成功学实践貌似是他个人的决定，制造出既可笑又可悲，甚至非常恐怖的虚拟世界，但他不也是拘囿于社会对人的规训。从所指的意义上分析，闫非与彭大魔两位导演打造的就是映照社会现实的魔境，他们的创作反复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表述层面是社会的权力结构对个人的规训，甚至是群体意识对个人的吞噬。“吞噬”是个人的身体性感受，这在《抓娃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创作者的表达可以用福柯对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阐述做一个阐释，他说：是历史摧毁了身体，身体是历史的焦点，都是权力纷争的核心场所，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这样的身体是备受蹂躏，被改造、矫正和规范化的身体，是被一遍遍反复训练的身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社会崇尚不同的价值观，但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总能呈现出各种光怪陆离的面貌，穿越时空的夏洛、飞来横财的王多鱼、苦难“鸡娃”的马成钢，他们都被财富、名誉和权力控制和改造，呼应的仍然是当代社会，影片中人们的疯癫（非理性）对理性的吞噬也许是对一个时代某种现象的象征表达。

　　喜剧是对比较坏的人的模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这是建立在观众的优越感高于喜剧电影角色基础之上的，滑稽是“身体、精神和性格的僵硬”，通常人们认为构成喜剧性来源的是观众与角色之间地位“优”与“劣”的矛盾，这种表现形式也常见于传统喜剧电影创作。但是，“西虹市宇宙”中的喜剧电影，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虽然片中角色表现的特定价值观、道德标准、审美标准、知识结构上的性格、言行、思维方式等，都与观众所认同的常规常情、所遵循的认知逻辑与行为规范等相悖，但作品所呈现出的价值判断也许能反映出观众内心更深的渴求，也许是上不得台面的欲望，这种感受，好像是我们内心里的骗子被揭发了，遂引起心情的波动相继地趋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而同时有益地震撼着我们的躯体。《抓娃娃》供给的笑的资源比较复杂，观众所感受笑的情绪也比较复杂。

　　数字多屏时代，人成为影像的尺度，影像也成为人的尺度，这也意味着我们与电影是在互相的“观看”之中来确立道德价值和社会属性的。影像与观众，在目光中相互塑造，观众在注视艺术作品的同时，创作者和艺术作品也在注视着观众，我们在看电影时的反应是我们自身体验到的一种反向自我的注视，是觉察自我和塑造自我的重要依据，与电影影像中的角色相互注视，也许可以映照出一个影像化的自我，这也许就是《抓娃娃》带给我们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