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幕拉开，灯光亮起，江水滔滔，伴着《九歌》诸神的吟诵，一幅2300年前的历史画卷在观众眼前缓缓铺开，人们所熟悉的屈原向我们冉冉走来。
中国人都知道屈原，但是，人们未必都完全了解屈原这个人物，未必了解他的崇高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由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集团推出的新编历史话剧《屈原》，赋予了这个伟大历史人物新的时代内涵，带领观众走进屈原浪漫而现实的文学世界和高洁的精神殿堂。
重现一位历史人物，总要对当代人有启示意义。历史剧在题材选择和创作方法上有其独特特征。如何使历史剧在拥有历史主义精神的同时，兼具时代品格并对当代生活有所启示，这就需要编剧与创作团队的巧妙构思。剧作家黄维若在创作剧本前，特意前往湖北宜昌、荆州、随州等地采风，收集大量楚国历史文献资料，其创作灵感大多来自对《楚辞》的研读。这部历史话剧《屈原》，用倒叙方式讲述了屈原40多年的从政历程。在大楚破败、百姓逃亡、屈原流浪到汨罗江边的生命最后时光，遇到了楚怀王的灵魂和张仪的灵魂，希望他同楚王一起变法、一起辩论楚国之兴、民生之利；揭露张仪游说楚王联秦绝齐的阴谋诡计等。黄维若在写剧本时，下足了考证功夫，从而开掘到屈原的内心世界，加上他的创造性思维、艺术激情以及周密思考，才能写成这个非同寻常的剧本，塑造了一个新的屈原形象。
全剧以时空交叉的回忆手法展开叙事，整部剧叙事方式带有中国古典原始美学风格。剧中多次出现《九歌》《离骚》的内容，意味着屈原脑海中随时浮现的各种神灵的存在，例如“大司命”“少司命”“湘君”等九歌诸神，这也符合屈原脑海中的巫觋的特质。
无场次的戏剧结构，是又一次成功的尝试。它使《屈原》在表达上，突破了以时空顺序来组接事件的旧式格局，呈现出放射性、情绪性的心理结构特点。屈原的回忆、和亡灵的对话以及逾越时空、切进切出、无边无际，又始终流淌在编剧设定的艺术工程的江河里，归向屈原无比博大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终点。
导演郭小男表示，创作《屈原》是“一次特别艰深的文化修养自学过程”。他说：“这样的创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课题，他的诡异、神秘、境界、情怀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屈原》这个戏的特点。”我看了他的导演阐述，竟有64页、七万余字之多。附录还列出了剧中人物与时间的对应表，从屈原诞生的公元前340年，写到他自尽于汨罗江的公元前278年，62年的人物经历，都有翔实的事件记载。参考文献也有35种，中外古今有关楚文化的资料，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到迈克尔·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的《祭牲与成神》，以及《荆楚文物》4辑，均在其列，可见导演用心用情用功之深。郭小男还善于把戏曲的手法和现代舞台的形式感等多样表达手段综合在一起，融化到话剧中去，与编剧的创作思想默契，可谓是珠联璧合。导演把这个戏中各种人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非常得体地体现了编剧的构思。
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评介新编历史话剧《屈原》写道：“1942年2月在重庆第一次演出了郭沫若先生用一个星期写出剧本的历史剧《屈原》，81年后的2023年又出现了一部话剧《屈原》，这两部《屈原》遥相呼应，它映照的是中国话剧100年特别是这81年来中国话剧艺术的光荣传统，那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话剧是舶来品就崇洋媚外，我们向来是以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来创作、建设新中国的话剧事业。”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确切的。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正直高洁的人品，得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呈现。这样一台出色的话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该剧在立意方面没有空发“思古之幽情”，更没有以宫闱秘闻、厚黑权谋博观众眼球，而是投射时代、观照现实，在家国、生死、取舍、进退等方面，超越时代、国家、文化的人性命题中给人启迪，弘扬了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屈原这一形象在今天焕发出崭新的、特有的艺术生命力。屈原文化中蕴含的求索奋斗精神、爱国爱民的情怀、秉直无私的品格，具有穿透历史的永恒意义。以话剧的形式加以展现，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更是创新表达了屈原文化的时代价值。诚如郭小男在提到屈原精神时说，作为人类伟大的先驱，屈原为世人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句，他对后人产生影响，他的精神追索给予后人的启迪，开掘了一个民族的自觉，也让我们看到这种自觉的代代相传。
屈原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浪漫主义诗人。写屈原的戏，自然离不开他的诗歌。他的诗歌中也常出现大段独白，人们可以找到其命运的线索。黄维若说：“在创作过程中，让我最受启发的是屈原的诗歌。他的想象力那么丰富，语言表达那样美丽，对自然那么热爱，对大地山河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从他的诗歌中能看到一个顽强不屈、把自己内心诉求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诗人。”该剧从屈原的诗歌入手，从中发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人格品质及性格，以诗心表诗意、以诗境传诗情，将历史人物转化为当代艺术形象，融入现代人对历史人物的思考、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也形成了该剧的一大亮点。
历史剧必须尊重历史的本质真实，即需要在历史的罅隙中通过创造性的虚构完成人物的弧光，而这种虚构又应该在“实然”的基础上放飞想象。剧作家的奇妙构想、人物定位、内心挖掘形成文本华美的部分。编剧把流淌在屈原诗歌中的思想具化成舞台形象，又通过舞台形象的戏剧动作、心理活动、人物对白，进一步加深观众对他思想的认知，从而引发强烈共鸣。无论是朝堂上的舌战，还是江畔的行吟，剧中屈原的台词大半来自他自己的作品，有些直接用了《离骚》《九歌》《涉江》的诗句，但是，都是用白话写的，或用白话加以注释，既保持了古汉语的风韵，又使观众容易听懂。
该剧主演王洛勇、郝平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门师兄弟，他们分别饰演屈原和楚怀王。王洛勇和郝平不负众望，在剧中不仅是兄弟般的挚友，又有着君臣之间的信任和猜忌。王洛勇用精准的形体表情语言、丰沛的情感，再现了屈原的一腔赤诚、九死未悔的追问。他虽然表演经验十分丰富，但无论是古语化的台词表达，还是人物塑造，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王洛勇称，塑造屈原形象的过程中，自己不断揣摩台词和肢体动作，调整语言的把控和情绪处理，力求在舞台上的表演精准。
郝平饰演楚怀王这个角色，也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舞台上呈现这样的人物对演员要求很高。这是一个有血有肉、令人爱恨交加的创造性的角色。尤其到戏的后半场，楚怀王成长为一位有谋略的政治家后，他的那种无助、与屈原之间的关系等，形成了更为立体的、多元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一个程式化的、脸谱化的昏君。他与屈原的关系亦君亦友，时而插科打诨、时而训斥放逐、时而追悔懊丧。他想收复失地，轻信了口蜜腹剑的张仪，放弃了对秦国野心的警惕，结果使楚国一步一步地陷入危急之中。他固然一手酿成了楚国倾覆，但在危急时刻，甘愿只身赴秦，客死他乡。楚怀王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角色，郝平把他演绎得生动自然可信，功力不凡。
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是和郝平搭档过《秀才与刽子手》的王一楠。这一次，她和师兄扮演了夫妻。但这个郑袖是一个表面20岁，内心却老练狠毒、忌才专权的女性，虽然在台上只有9分钟的表演，但她每天苦练并琢磨台词和表演，努力让郑袖“不成为桌面上的一个摆件”。王一楠的出色表演，不动声色地展示出了这个特定人物的心狠手辣，在舞台上熠熠发光。
《屈原》的舞台设计也呈现了史诗般恢宏、瑰丽的视觉效果与整个戏的主题、人物的活动、剧情的进展，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舞美华贵大气，一方面是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导演、舞美设计和多媒体设计的匠心巧思，光影的变化寓意很深。当屈原和楚怀王诀别，一棵橘树从大幕一角缓缓升起，布满整个天幕，震撼人心。它将《橘颂》《天问》等诗歌意境延至诗外，在舞台上营造了浪漫主义的诗化空间；同时，舞台上呈现的暗色调下宫殿局部的飞檐穹顶，不仅构筑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暗示着屈原所面对的昏暗复杂的政治环境。
剧终，峨冠白衣的屈原久久伫立在汨罗江边。这是话剧的高潮部分，也是全剧的华彩结尾。屈原投江，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他不是沉落江底，而是升到了自己的神位。他带着对楚国和人民的满腔热爱，徐徐走进汨罗江，完成他用生命谱写的伟大的爱国者之歌。汨罗江边，既有悲情，更有崇高。话剧《屈原》的确是当代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