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京报》剧照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战乱不断；一百多年前的北京，民生凋敝。生存艰难的市民和寻找救国良方的仁人志士相聚在了北京南城一条普通的胡同中。新文化的倡导者和旧文化的拥趸们，都在混沌中探究救国之路。第九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参演剧目《京报》就是一部以20世纪初年革命志士、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为主人公，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的作品。
民国初年，新闻业在中国风起云涌，办报成为一种社会潮流。1916年，作为上海《申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来到了北京这座暗流涌动、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古城，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因为分析在理、一针见血，一时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但当时的北京报业为政治势力所把持，邵飘萍的很多所见所闻和观点看法无法得到真实表达，决定自筹资金独立办报。于是，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以“追求新闻独立，不为政治所裹挟”的宗旨，创办了著名的《京报》。面对旧思想与新思潮的碰撞、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理性与情感的选择，邵飘萍手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仁。
《京报》虽然只存在了十几年、仅出版了400多期，但在中国新闻史和思想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京报》的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也不受军阀操纵，真正成为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在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京报》引领着人们追寻真理的光芒，为民族独立和思想解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邵飘萍以报纸为战场、以笔为枪，反对强权，唤醒国民，因此得罪了当权者，被张作霖下令枪杀。邵飘萍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的理想，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之一。
话剧《京报》围绕《京报》的办刊往事，深入描写了民族危难时刻，邵飘萍等一代报人对中国新闻业的特殊贡献，把一段混沌而又孕育着光明，荒芜而又蕴含着越来越清晰的目标的历史，通过文化先行者们一段段声声响亮的呼唤，汇聚成动荡而又浩瀚的洪波，撞开了一个时代的记忆闸门，艺术地把百余年前那段被文字固化了的时光，变成了舞台上活动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引领观众看到真理的光芒在血脉中闪亮流淌……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乱世之中，志于报业，邵飘萍在中国现代史和新闻史上，一方面有着新闻巨匠、革命志士之誉，但与此同时，谈及他的人生经历和个性特征，又是一位被后人众说纷纭的多面型人物。过去在舞台上的这类民国文人的形象，大多以两副面孔出现，一副是代表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正剧型先行者形象，另一副则是悲剧型的落魄文人形象。而话剧《京报》为“文人”找到了第三种面孔，那就是邵飘萍的正剧型先行者与其多元化文人之间的结合。
思想的表达是抽象的，但戏剧的呈现靠的是形象。对于一部戏剧来说，所有的历史背景和宝贵的史料，只是创作的基础素材。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主人公应当是鲜活生动、可亲可信的艺术形象，既要突出主人公的个人品质和其所处的时代特色，又要让观众感受到那段历史所具备的前进动力。欣慰的是，话剧《京报》的编创者们，向我们以往熟知的革命先驱的形象感知提出了一次新的挑战。该剧虽然聚焦于邵飘萍创办《京报》等历史事件，但实际上真正凸显的是他作为身处乱世的“一代报人”的艺术形象。剧中邵飘萍的形象蕴含着多方面出类拔萃的正面品质。首先，他有着卓越的新闻文学品质，他的文章具有当时当之无愧的“舆论主将”地位和被后世崇尚的超凡魅力；其次是他有着心系百姓的“新闻人”的品质，敢于在黑暗的社会对当局的所作所为发出严正质疑，让位高权重的当权者心存敬畏；第三是他有着同亲友相处时的挚友、慈父、爱人的普通人身上的品质，即便是他同李大钊、毛泽东等师友同仁的交往，除了共同的理想追求之外，还有着作为普通朋友间的真挚友情。
《京报》虽然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创作原型的戏剧作品，但是其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值得称道。因为邵飘萍的形象是第一次被搬上戏剧舞台，所以没有任何的前车之鉴，这对创作者来说，既增加了创作难度，同时也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空间。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依据史料为人物赋予真实的心理与行动，又通过艺术的想象提出了为主题表达服务所必需的戏剧性情节及相关人物形象，在保持真实性立场的同时，做到了叙事流畅、准确、精细、缜密。这样，《京报》就有了强大的观赏吸引力，剧中的邵飘萍就别出心裁地让传统的正剧型形象大胆地变形为观众接受的温暖可敬的面孔。而邵飘萍身上所体现出的伟大而又可亲可敬的美学特征恰是他本身所蕴涵着的，只不过在当下被感悟和发掘出来而已，因此，他的艺术形象是生动而有温度的。
话剧《京报》的主创团队是一支较为成熟的戏剧创作团队。塑造邵飘萍这一崭新的正剧形象，可以看作是这个曾推出《父亲·李大钊》《新北平市长》 《播火者》等优秀戏剧作品的创作团队的新近收获。多年来，他们立足于北京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把精益求精地表现革命历史人物和先锋人物作为自己的使命，是值得称颂的。《京报》一剧的时间跨度大、场景多、人物多、事件多，具有史诗性戏剧的特征。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难度是如何将宏大的历史背景进行浓缩。为了快速推进叙事，作品引入歌队等方式以及多媒体的运用，既交代了当时的政治氛围，保留了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又最大限度地节省了表演时长，为塑造重点人物、渲染重点事件赢得了时间。虽然以上这些探索从他们先前塑造的李大钊、聂荣臻等人物的艺术形象中，已经让观众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但这种通过自由灵活的戏剧结构、透过写意美学为主和明显融入当代意识的新型构剧模式的定型是在话剧《京报》中的邵飘萍形象塑造上基本完成的，可以看作是新时代舞台艺术形象和文化名人形象塑造上的一次美学突破。
总之，话剧《京报》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既炽热又感人至深的艺术体验，不仅传递了邵飘萍对新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炽热情怀，更引发了观众对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思考和共鸣，无论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在观众情感共鸣层面，都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表达，成为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作者系军旅作家、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