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召开的关于沪产电视剧《城中之城》的研讨会上，编、导、演和制片人代表畅谈了创作体会，尤其是赵辉的饰演者于和伟的一番肺腑之言，令我这个差不多从事了近半个世纪文艺评论的工作者沉思良久，以至彻夜难眠。他曾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成功塑造了陈独秀形象而誉满全国，在接受饰演赵辉这个角色之初，便向编剧吴楠等发问：“这部作品为什么要塑造赵辉这个形象？”这让编剧为这位有思想的表演艺术家灵魂震撼，全剧拍罢关机之时，于和伟深情地感叹：“赵辉，再见了！我爱您、恨您这个有灰度的人物形象。”
“有灰度的人物形象”，这话出自于从事表演艺术的于和伟之口，我感佩之至。记得十年前，我的一位艺术学博士戴毅华独树一帜，曾以《试论灰艺术哲学》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和伟称《城中之城》中他精心塑造的赵辉形象是“有灰度的人物形象”，在创作实践上正与“有灰度的艺术哲学”的美学理论遥相呼应。于是，我们有理由对于和伟塑造的荧屏上的赵辉形象，进行一番现实主义的分析研究和理论总结。
首先，现实主义精神的首要前提，便是强调创作主体在面对审美表现的客体时必须直面现实、揭示真实。鲁迅高扬的“直面人生”其义正在于此。赵辉这个人物，在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大潮中确为真实的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我熟识的博士中就有这样的人。赵辉确曾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有实绩，甚至还有魄力、有智谋、有野心。决不能用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不好就坏的单向思维对其做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判断。因为他身处剧变中的时代，又居银行高管之位。为创政绩、显才能，他必须打破旧观念、旧格局，接手“阳光计划”，破例扶持小微科创企业；为展宏图、掌大权，他渴求升上行长宝座。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但他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有义的人，他有爱女，身患眼疾须重金疗治，出国学画深造亦须破费，虽然拒收恩人大哥吴显龙资助和大学同学谢致远这位远舟信托总裁、伪金融圈慈善家的“明赐”，却还是半明半暧地默认了他们设套的所谓“平台捐资”，栽进了“报恩”泥潭，终难抗拒恩人房地产商的“贷款”和信托总裁的“合作”要求，一步错步步错，在恩情和人情的绑架下越陷越深；他渴望升迁，却从总行“空降”了新行长，堵塞了仕途，敢怨不敢言……于是，赵辉赵辉，终于“照”不见人格的光辉，而“照”现出人性的灰色之灰。能说赵辉这个人物不真实吗？决不能！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灵轨迹、人性深度都太真实了。既然赵辉是金融改革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荧屏艺术画廊里就理应有其一席之地，他的独特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正在其“灰度”。
是的，经过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有资格进入并长存于中华民族电视剧艺术画廊的人物形象，须具有恩格斯所称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即典型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城中之城》剧组的演员们都以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能否“进入艺术长廊”互勉，在我看来，于和伟塑造的赵辉形象确已进入艺术长廊。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荧屏艺术长廊里，不乏如《长征》《延安颂》《海棠依旧》《跨过鸭绿江》《山海情》中的革命领袖、人民英雄的正面典型形象，也不乏如《狂飚》里的从卖鱼郎堕落为黑社会老大高启强这样的反面典型形象，但还确实少有像《城中之城》的赵辉这样的灰色典型形象。
物以稀为贵，“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也以稀少乃至基本缺位为贵。当然，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些人物形象，必须首先在艺术上取得成功。曾记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先贤们，曾为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耕耘不息。著名文艺理论和编辑大家秦兆阳先生就卓有远见地提出过“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呼吁现实主义创作是一条广阔的道路，不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越写越窄，要直面人生、正视矛盾，有了广度，也才会有深度和力度。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也遥相呼应，提出了著名的“中间人物论”。他认为，现实主义创作塑造正面典型以引领风尚、刻画反面典型以警世当今，都是需要的，但须知这在人群中是两极、是少数，而大多数是“芸芸众生”，是“中间人物”，现实主义创作不应忘了这大多数“中间人物”，要为他们的精神转化、灵魂裂变画像、立传，因此要主张“现实主义深化论”。如果把邵荃麟先生说的“两极”喻为“黑”与“白”，那么，大量的“中间人物”就处于由黑及白或由白及黑的中间地带，即“灰”人物。所谓守正创新，就是要在守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之理论之“正”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创新”。这样，于和伟称他喜欢塑造像赵辉这样“有灰度的人物”，便有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依据和美学依据。
塑造好“有灰度的人物形象”，绝非易事。而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创造，正是艺术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于为自己设置障碍即难点，并善于以审美方式翻越障碍、突破难点，成功地将创作难点转化为作品的亮点；相反，倘遇难点便绕过，创作倒安全、安逸了，但作品的亮点便没有了，平庸之作也就随之产生。
于和伟是用心、用情、用力、用功塑造赵辉形象的。所谓用心，是指他在人物形象的审美创造的思维方式上是进入了哲学层面的，是思想化了的。著名思想家、文艺家王元化先生曾勉励艺术家要把“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起来”，此乃箴言。于和伟悟通此道。他努力摆脱过去曾制约和束缚过我们创作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单向哲学思维，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取舍适度、辩证和谐的哲学思维，走进赵辉的精神世界、体悟赵辉的心灵嬗变，使自己即赵辉、赵辉即自己。所以，编剧吴楠在剧组拍摄现场见到他时才会惊呼：他衣着穿戴、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一呼一吸，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赵辉。
所谓用情，是指他真正践行了自己那句入木三分的经验之谈：“演观众不熟悉的故事全靠传达观众熟悉的情感。”众所周知，金融行业于大多数观众而言，都是陌生的。金融业的行话、术语乃至故事，大多数观众皆不熟悉。但作为艺术，如托尔斯泰所言，归根结底是传达感情的。人之为人，作为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其情感是相通的，这是艺术可以“共情”的深层缘由。于和伟正是遵循了这一艺术规律，他深信对于广大观众来说，金融改革会触及亿万民心，家家户户都可能与银行、房产、贷款、股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着坚实而广大的受众基础的。这是一部金融题材的作品，但更是一部超越了金融行业，具有大历史观的作品。剧中塑造的赵辉形象，以及与他发生戏剧关系和冲突的陶无忌、田晓慧、周琳、苗彻、吴显龙、谢致远、沈婧、程家元、苏见仁等诸形象，都是在传达种种广大观众熟悉并可以“共情”的亲情、恩情、友情、怨情，这并不是取消美与丑的边界，而是不回避人物的复杂性。还是于和伟说得好，关键在掌控好情感的分寸感、“把握好度”。
所谓用力、用功，就是指他反复强调的要聚焦于赵辉形象内蕴的“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真实表达”。要精准表达赵辉这样一位“有灰度的人物形象”的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演员来说，是对演技和功力的严峻考验。于和伟经受住了考验，把赵辉形象的黑格尔美学规定的“人物形象的质的规定性、性格表现的复杂性、情致的始终如一性”表达得精准到位、栩栩如生，令人叫绝。赵辉一出场，从他作为副行长的显赫业绩、职场榜样，从他对新人陶无忌的欣赏器重中照见自己初入行时的勃勃身影，到他与“空降”行长斗智斗法、心生怨气，到他对爱女赵蕊的父女情深，到他与周琳说不清、道不明的真情挚爱，到他与吴显龙、谢致远以及苏见仁的纠缠不清，再到他与大学挚友苗彻的相知相通……于和伟对赵辉形象的质的规定性都可谓严丝合缝，恰到火候。论性格复杂性的呈现，赵辉形象性格有抱负有追求、有权欲有野心、有真情有虚饰、有友谊有负义、有节制有越轨……于和伟把赵辉形象性格的复杂多面表达得情随时迁、熨帖入理。论情致的始终如一性，且看赵辉从一开始的风光无限、前途无限，到中间经历高危职业的锻烤和人情世故的锈蚀，再到最终逼上高楼欲寻自绝……这一切，于和伟的表演入戏走心、惟妙惟肖，让广大观众都深信这是同一个赵辉的人生必经之路，其情致是始终如一的。
因此，譬如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的“城”一样，电视剧《城中之城》的“城”也是意象，是全剧的灵魂。从表层看，这是为新时代上海金融改革中金融城中的金融人的精神心灵嬗变之“城”；从深层观，这是一部从一个重要方面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力作。它直面现实、正视矛盾，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有了深度、广度、锐度和力度；它同时还开拓未来，揭示光明，成功塑造了具有理想信仰和定力操守的苗彻形象和代表着希望和未来的新人陶无忌形象，从而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使作品给人鼓舞、力量与温度。于和伟精心塑造的赵辉形象，不仅对现实主义创作在选材严、开掘深上具有启示意义，更对广大观众通过鉴赏作品培根铸魂、提升精神境界和锻造人格操守具有宝贵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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